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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一個人的畢業照』主角薛逸凡
薛逸凡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劉攀攝
薛逸凡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劉攀攝
薛逸凡是個90後女孩,但不喜歡拍照,也不喜歡曬照片,這一點可能是她和所學專業——古生物學之間聽上去為數不多相契合的地方。
因為一張『專業只有一人』的畢業『合影』,這位北京大學[微博]2014屆古生物專業畢業生,連同她的專業一起走紅網絡。
照片裡,薛逸凡面無表情,一副醒目的黑框眼鏡架在鼻梁上,眼鏡框上邊兒和眼睛重合成一條線,像極了漫畫裡癡迷於恐龍研究的女科學家。這也是陌生人對她常有的第一印象:嚴肅,冷漠。
但就像外界對她所在專業的種種猜測那樣,『是否一個人上課』、『永遠的專業第一名也是最後一名』、『獎學金全拿』、『十幾個老師圍著一個學生轉』、『教育資源浪費』,對於這個在熟人面前也能表現得就像『剛從精神病院裡放出來』的女孩,人們也知之甚少。
在6月18日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薛逸凡說自己對星座很感興趣,不論是高二就已認定大學報考古生物學專業,還是早在大二就已下定出國的決心,她身上的那股衝勁兒都合乎自己對白羊座的理解:勇敢,以及『大膽地跟著自己的喜好走』。
小時候,出於對自然界的好奇心,她常裝作大人的模樣去和別的同學解釋這個是怎麼回事,那個是怎麼回事,即使有時說得不對。她還記得有一種花,味道聞上去很糟,她告訴別人『這樣的花會吃人』。久而久之,她發現自己的『理論』說服不了別人,甚至連自己也說服不了,於是開始尋找答案。
而那些最初的答案都是從紀錄片甚至是動畫片裡看來的。至今,她都記得自己曾迷戀的那些動畫節目的名字,《貓和老鼠》、《黑貓警長》、《西游記》等,伴隨著她六七歲童年的電視節目還有《探索》、《荒野周末》這樣的紀錄片。
和當時的同齡孩子一樣,薛逸凡也喜歡在吃飯的時候看這些節目。但有所不同的是,她的父母從不規定『只能從幾點看到幾點』,有時她甚至可以抱著作業本盯著電視看。
盡管她把眼睛看成了高度近視,還看壞了家裡的兩臺錄像機、兩臺VCD機和一臺DVD機,父母還是依然一如既往地買光盤。
在薛逸凡的描述中,父母從未要求她『該去乾什麼』或『不要去乾什麼』。快3歲時,她喜歡上了畫畫,父母便支持她去學畫畫。那時的她說自己想當畫家,父母只是點點頭說,你喜歡就好。
『就像小孩子,你的手腳想要伸到哪裡的時候,父母沒有拿襁褓給你包住,這樣你就伸了。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東西沒有壞處,他們不會過多的乾涉,如此便給了我很多空間去探索。』薛逸凡說。
再到後來,已經踏入高中大門的她,再次被BBC紀錄片裡有關恐龍和水裡游動的巨大生物震撼,她的興趣『指南針』開始跳動:還是讀古生物學吧。
但決定並未因此而做。在高二的一次全國生物競賽期間,薛逸凡聽說了有關生物專業的一個細節:學生物的一定要上生物實驗課,解剖動物,聽後她就傻了,如果是蚯蚓等無脊椎動物尚能應付,但面對小白鼠、小兔子這些脊椎動物,『真是下不了手』。這個因素曾一度讓她『拒絕』古生物學。
然而,回過頭來看,誰都無法預料當初的決定是對還是錯。即便是到了大二,薛逸凡也有過一次『強烈』的換專業念頭。正如她後來在回中學母校——北京十一學校時所說的,『整個專業只有我一個人,有著極大的課業壓力和孤獨感』。
那天,薛逸凡拿著已經填好的轉專業單子,在北大元培學院的樓外來回踱步。她甚至已經想好了:『如果換了專業,自己要惡補哪些課。』
同學提醒她:『在大學能知道自己喜歡什麼,還能學自己喜歡的東西不多,你乾嘛不堅持下去?』
最終,她還是回到了教室。
一個人的專業照片走紅後,不少外界的猜想和質疑很快傳到薛逸凡的耳朵裡。這其中也不乏一些帶有思考性的問題,比如中學與大學的過渡和銜接,同樣是在中國高考[微博]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孩子,薛逸凡為何能夠在高中就能發現自己的興趣,在大學依然持續?
她不否認知識大爆炸的今天,電視和書本讓她越來越早地從信息的海洋中去找尋自己的興趣點,而即便是到了大學,TED這樣的網絡公開課依然可以為她所用。
但是,真正讓她跨過中學和大學鴻溝的遠非『興趣』這麼簡單。
薛逸凡總結過很多次,為什麼自己可以從大二時的『孤獨感』和『巨大的壓力』下走出來:一個是興趣,另一個也是她更為看重的在於『獨立性和自主能力』,這是她從高中就培養起來的。
中學時期,她並非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初中時她一度排在班級中下游,『50個同學能排到25名就是好成績』;到了高中,這種情況變了。
薛逸凡還記得,那個下午的自習課上,整個班級裡沒有一個老師,課表上也沒安排任何課,但身邊的同學或在奮筆疾書,或是看書。課前,薛逸凡和同學領到了自習任務,而自習的成果將在後續的課程進行測驗。
剛開始,薛逸凡也覺得老師真是既懶又狠:不教她們,還考她們。但久而久之,她發現所謂獨立思考的習慣已經養成。『沒有人對你負責,什麼問題不會了,老師都在辦公室裡等著,自己去找他們。』
如今,輿論關注到她在大學期間的教育資源浪費問題,比如所謂的十幾個導師圍著她一個學生轉,但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實的情況是她自己主動一個人『圍著』十幾個老師轉,只是保持著以往問問題的習慣,有任何想問的問題都能找到合適的老師去解答,而這些所謂的十幾個導師其實也只是一個科研工作室的老師。
中學的挫折也讓薛逸凡提前體會到了『落差』。北京大學每年都會給優秀的新生頒發獎學金,盡管高考時薛逸凡考了664高分,但在海淀區只排在100多名,更不用說整個北京市的排名。到了頒發新生獎學金的日子,寢室裡其他幾個同學的床鋪都是空的,而隔壁幾個元培學院的同學也都不在。她這纔意識到,原來這些人都去領獎了。
這讓她再次想起從小學剛昇初中後的那段日子,『就像一下子遇到了全北京的學生尖子』,『全是精英』,『怎麼辦?』
一年之後,薛逸凡以學院第11名的成績,贏得了其在大學的第一份獎學金。
『我身邊很多人都在談迷茫,不知道要做什麼。可能因為我一直都不是成績非常好的學生,我知道落後或是暫時的挫折沒有關系,纔會一直努力。』薛逸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在薛逸凡成為人們關注焦點後,有一種聲音對此持懷疑態度:大多數孩子都在高考這條獨木橋上擠破腦袋尋求命運的改變時,像薛逸凡這樣在本科階段就讀著像古生物這樣對科研資質要求很高的專業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這正常嗎?
薛逸凡以自己所熟悉的生物學裡進化論的概念為例說,我們經歷了或者還在經歷著一種為了社會需求、他人的眼光去選專業、學習的工業化高等教育階段,但我們何時纔能進化到為興趣而學的小時代。
『我生來可能不想去北大當科學家,只是想做一名軍人,想去做高級技工,但只有當這些發自內心的想法,真正可以大聲的喊出來,又能被社會所接受和歡迎的時候,纔不會再有那麼多的人都去大學擠破頭。』薛逸凡說。
如今,薛逸凡畢業了,她的選擇是,繼續攻讀和本科專業相近的計算生物碩士,錄取她的學校是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