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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圍觀的生活
『我不願接受媒體(采訪),我也不會說。真是,咱有啥的啊,就是種地的。有些人就不,他們老覺得俺家4個孩子怎麼怎麼的,想太多了。』王華軍說。
用他的話說,媒體來了,可能就為了拍張照片,完成任務就走。但他們還要繼續生活在村子裡,關於他們一家的閑話已經太多了。
孩子剛生下那會兒,關於社會各界關注四胞胎一家的新聞鋪天蓋地,村裡人都知道這家人收到了捐款。有人猜測:王華軍一定借孩子發了筆大財。
『婦產醫院扣除了醫藥費,我最後就收到了九千。這不是嘛!』王華軍從櫃子裡翻出一個已經泛黃的筆記本,上面用鉛筆工工整整地記錄著捐款的年份、單位和金額。
『有些事你沒法辯解,你說了人家也不信。唉!』坐在缺了靠背的椅子上,王華軍佝僂著身子,蜷起一條腿擱在胸前,用雙手抱住,像一只試圖縮回殼裡的蝸牛。
最讓這個男人窩火的是,哈爾濱有一個給孫艷梅開過藥的中醫,在四胞胎出生後打出廣告,貼出他和孫艷梅的照片,說他們夫婦倆結婚多年不孕不育,是吃了她的中藥後,纔一舉生下四胞胎。
『我媳婦之前那個孩子沒活,為了調養身體纔找她抓的中藥。』王華軍氣惱地說,當時小廣告發得到處都是,結果媒體都聽那位中醫的,追到村裡來采訪,兩口子又無端惹上了收錢的謠言。
『那你咋不告她?』
『告啥啊,她也是為了藥好賣,再說咱確實在人家那看過病。』王華軍搓了搓胳膊,無奈地說。
相比王華軍的隱忍,性格直爽的孫艷梅,有時會忍不住開腔辯幾句。
報戶口的時候,婦聯的人問她:你這是一胎養的麼?不是一胎養的說啥也不能給你報。
『可不是一胎,不然誰也不能要這些玩意,我現在也不能掐死。』孫艷梅氣得夠嗆。
他們家的一舉一動都被人盯著。孫艷梅從生產完落下了高血壓的毛病,天一熱不能下地乾活兒,有人揶揄她:錢多得連活兒都不乾了。王華軍為了多承包幾?地,借錢買了輛拖拉機,又有人議論:吃低保還有錢買車?
事實上,時隔將近20年,村裡人都看得出來,王華軍的家庭條件並沒發生什麼變化。
一家六口居住的,還是那間有40多年歷史的老房子,屋裡的牆皮已經開始脫落,水泥地面和灶臺卻被孫艷梅擦拭得發亮。
那臺被人說三道四的拖拉機,王華軍也是下了很大決心纔向親戚借錢買的。他們家原先只有一輛俗稱『螞蚱子』的小手扶拖拉機,遇上泥濘就走不了道,開起來還挺危險,他曾經被甩出去過。
有一年秋天下霜早,夫妻倆每天天不亮就打著手電,走十幾裡山路,到山那頭的地裡搶收倭瓜。『就我兩人,地一濘螞蚱子就出不來。我倆只能從地裡一點兒點兒往外扒。』
新拖拉機大部分路面都能用,但王華軍還是覺得肉疼:這麼一個車頭就要4萬啊。
1998年,一個北京做影視的老板曾想要資助他們全家——讓孩子到北京上學,王華軍夫婦在影視公司打工。為了孩子,王華軍夫婦尋思試試看。結果,一家六口在北京待了不到一個月,就決定回東北老家。
王華軍說,那位董事長是個好人,是真心想幫忙。但讓4個農村孩子在北京上學哪兒有那麼容易,人家公司也不缺人,不好在那裡白吃白住。
『咱是農村人,享受不了那裡。人情世故也做不了那麼理想。』他說,『農村家再破也是家。咱們自己慢慢整吧。』
這些事夫婦倆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提起,他們不想給孩子們帶來壓力。
然而四胞胎的標簽還是讓孩子們感覺到負擔。自打去海林林業局一中讀書,換了新環境的4個孩子就拒絕再穿同樣的衣服。
『我上了大學,絕對不讓人知道我是四胞胎。』性格耿直的王苑帶著點兒情緒說道。
他們的每一個成長節點都被人關注,4個孩子對媒體已經從小時候的好奇,變成了現如今的反感。
高一軍訓的時候,電視臺又來拍他們。王苑乾脆把帽檐壓低,任誰也別想拍到她的正臉。
高考之前,媒體來跟拍他們從家到考場的全過程,結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後面,剛一到學校,就一頭紮進人堆裡不出來。記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讓他講兩句。
事實上,這些年來,除了高考這樣的『大事兒』,持續關注這家人的媒體已經寥寥無幾。曾經那陣跟蹤報道的狂熱,在消退的同時,也帶走了與之相關的承諾。
曾經表示為四胞胎提供奶制品直到18歲的那家企業,最終只堅持了兩年多。曾經對著鏡頭,承諾孩子多了政府會幫助撫養的一位海林市領導,在鏡頭之外,再沒有過問過這個家庭的情況。而婦產醫院的領導也已經換了幾屆,對待這個農民家庭的態度顯得有些疏遠。
孫艷梅曾經去村婦聯,想問問國家對多胞胎有沒有啥補助政策。人家搶白她:沒有政策,你養4個咋還養出功來了?
『咱就去問問,又不是管你要錢,這讓人扒扯一通!』
從那以後,孫艷梅和王華軍打定主意:以後咱誰也不用,就憑咱自個兒,誰讓咱自個兒養的。咱掙乾的吃乾的,掙稀的吃稀的。
學習這件大事
因為自己家養了4個孩子,王華軍從來不跟別人比什麼。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孩子們的學習。
王華軍上高中的時候,成績不錯,他參加過高考,只差5分沒考上大學。他一直挺後悔,當時考上大學的高中同學,大部分在海林市裡混得不錯,『這個長,那個長的,出門都開著小汽車,還有當律師的』。對比自己的境況,他後來很少參加同學聚會了。
四兄妹被海林林業局一中接收後,王華軍擔心農村孩子基礎不行。他找木頭釘了塊小板,刷上黑漆,又在村大隊裝修房子扔掉的廢物堆裡,撿了一大盒彩色粉筆。
等孩子們放暑假回來,王華軍自家的小課堂就開始了。
他蹲在地上講,孩子們趴在炕上聽。主要講下個學期要學的數學,順帶著輔導一些英語語法。講完例題王華軍還會出題給孩子們做,然後挨個檢查。
『最怕他給俺們上課。』『做題做不出來就得挨打。』『俺們都希望趕緊到中午,好去我奶家吃飯。』孩子們齜牙咧嘴地回憶道。
『王富被打的次數最多。』老四王苑還不忘揭短。這個家庭小課堂持續了3年,孩子們上高中以後,王華軍也輔導不了了。
孩子們在『對付』老爸上很有默契。上小學時,只要考試沒考好,王華軍問起來,4個孩子永遠口徑一致,只說名次,不說分數。
『農村小孩學習都不咋好,名次肯定比分兒好聽。』比較外向的王毅嘿嘿地笑著說。
上了高中,家裡只有王苑讀文科,王華軍在屋裡的牆上貼了一張中國地圖,一張世界地圖。
『我說地理什麼的有些很好整,你一閉上眼睛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不就在你的腦子裡麼?中國鐵路走什麼線,黃河經過哪幾個省,不都在腦子裡裝著麼?我現在都在腦子裡,一說哪個省省會不都在腦子裡麼?』
『我說你們學習不好是你腦子裡沒有。他們不行!現在這孩子不行,一點兒壓力沒有!』王華軍無奈地擺了擺手。
在家看電視的時候,幾個孩子喜歡看動畫片。王華軍卻總想讓他們看新聞,了解點兒時事。他還推薦了一個節目《海峽兩岸》,但幾個孩子對這個節目並不感冒,放假的時候依舊佔著電視看動畫片,王華軍也就沒再堅持。
四兄妹在村裡的新民學校念完了小學。農村學校沒啥師資力量,王毅記得,一個老師能教好幾門課,教音樂的還教數學,教體育的也教英語。村裡面的家庭,但凡有點兒能力,都把孩子送去海林市裡讀書。到四胞胎快要小學畢業的時候,包括他們4個在內,只剩9個學生准備在新民學校繼續念初中。
村裡人念叨:他們家4個孩子,估計是只能在新民繼續念書了。王華軍聽完心裡特別不是滋味,他跟孫艷梅商量,無論如何也要把孩子送到海林去讀。『窩在村裡就廢了。』
2004年,江蘇電視臺曾在南京舉辦過一個多胞胎的晚會。王華軍形容當時的場面:來了好些人,還有挺多明星,胡兵、吳若甫什麼的都來了。
那次活動邀請了全國各地的多胞胎家庭,他們一家第一次知道,原來四胞胎家庭這麼多。但對比之下,王華軍有點兒難過。
『人家的四胞胎,多數是城裡的,農村的也是條件不錯那種,家裡從小兒就培養,學點兒纔藝啥的。那小孩一看就參加過挺多節目,都可會說了。』後來在演藝圈小有名氣的『南京四小鳳』也參加了那次活動,還表演了節目,挺出彩。
這些王華軍都覺得不算啥,最讓他難受的是,主持人把話筒遞過來,讓每個家庭的小朋友說說自己的理想,人家的小孩都很會說,有的想當歌唱家,有的想當科學家。
『話筒遞給俺家老大,他給我崩出來一句:長大想種苞米,種黃豆。哎呀給我這心裡氣得!』他打定主意,無論如何得讓孩子好好學習,走出去,多見見世面。
那次的南京之行,並沒讓孩子們長很多見識。最後一天,活動方給每個家庭1000塊錢,讓他們自己在南京轉轉。王華軍說,去一趟中山陵,俺們家6個人,1000塊錢就快沒了。後來就去夫子廟,一個人30塊錢。海底世界轉一圈得七八百,也沒去成。
孩子們第一次見到了肯德基,也沒進去吃,只是在門口拍了張照片。
上初中的時候,海林市林業局一中破格接納了這個非林業系統家庭的4個孩子,不僅免去了所有的學雜費,每年還給貧困補助。
王華軍覺得學校照顧太多,心裡有點兒過意不去。校長曾提出學校食堂讓4個孩子免費吃飯,被他謝絕了。
『學校幫太多了,咱不能再那樣,那不賴上人家了嗎?』比較了附近『小飯桌』的價錢,他給孩子在學校附近租了個房子,讓孩子們自己做飯,孫艷梅隔三差五過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孩子高考之前,在家頂多乾點兒家務。老大掃地,老二擦炕,姐倆洗碗,是從小學開始的固定分工。王華軍夫婦從沒讓他們乾過農活兒。
然而對於種地的不易,孩子們並非一無所知。
老二王毅記得,在他們上小學的時候,趕上搶農時,爸媽早上3點多就出去割黃豆。那個時間天氣涼快,等太陽出來,天一熱,黃豆就會炸開。
這個相貌挺好看的少年還隱約記得,有一年,因為下霜早,苞米都『綠棒子』了,爸爸只能把不成樣子的苞米,以幾毛錢的價格賤賣給釀酒的人。
王華軍每個月給4個孩子各500元生活費。這筆2000元的固定支出後來不得不慢慢加大,『這幫熊孩子,原來給500還有剩餘,後來給500花500,給600花600』。
話雖這麼說,他還是時不時打電話給住校的孩子們,告訴他們:錢不夠了就跟家裡說。
為了籌錢,他每年冬天都去林場裡打工。王華軍打的工,當地俗稱『放套子』,就是把林場采伐下來的木材,用牛拉爬犁的方式,從山上運到山下卡車可以通行的地方。林場會按照立方米數計算工錢。
『一(立方)米的木頭有2000多斤』,一天的工錢差不多有幾十塊,工資隨距離遠近和木頭的種類,也會有點兒浮動,但大體差不多。
不少年輕時跟他一起『放套子』的人,到了這個年紀都不乾了:乾活兒的地點都是在沒有人煙的山溝裡,方位感不強的人很容易迷路。
王華軍雖然常常自嘲:爹媽都這樣,孩子能精到哪兒去?也常常數落孩子們『完蛋』、『學習不好』。但只要孩子們想繼續讀書,他就繼續供。
4個孩子都挺奔勁兒的。王富和王苑成績稍微差一點兒,教過他們的老師說,那是因為基礎太差,可孩子沒放棄,一直認真地學。
『他們自己也知道咱這家庭,你爹就這麼一個腦袋能賺多少錢。俺們也不比。俺們也這樣事兒了,也盡力了。』孫艷梅說。
王毅和王嬋在重點班,班主任去過他們租住的房子,發現只有兩個女孩有桌子學習,王富和王毅都趴在床上寫作業,說已經習慣了。
兄妹四人幾乎一直是各學各的。王富曾問過妹妹王嬋一道數學題,小姑娘繼承了爸爸的數學天賦,也繼承了媽媽的直脾氣,講一次看哥哥沒聽懂,就沒好氣兒講第二遍。打那以後,王富再沒問過她題。
他們以『出生時間』沒差幾分鍾為理由,從不以兄妹相稱,而是直呼其名。但王富還是很有『大哥』的責任感,高中3年,幾乎都是他給弟弟妹妹們做飯。孫艷梅常說:俺家那幾個,有啥髒活兒累活兒,都愛指使他哥。
乾家務影響學習,但王富在高考前告訴班主任:只要王毅和王嬋能考好就行。
王華軍在王毅身上傾注了最多期望,他覺得這孩子從長相、性格到頭腦,都很像當年的自己。
王毅說,他是4個人當中唯一補過幾天課的。中考前,因為他英語實在太差,爸爸掏了200塊錢,請老師給他補了幾節課。結果,中考時他的英語成績,比平時漲了30多分。
但這次高考王毅沒發揮出正常水平。這是王華軍最大的遺憾。『人王嬋考前能學到半夜,他早早就睡了,你說氣不氣人?』沈默了一會兒,他嘆了口氣說,也怪咱做父母的,沒法守著孩子學習。
『有時候我就尋思,你們既然來到這樣一個家庭,你好好爭爭行不行。就這個命,這家不行你別來呀。唉!』王華軍紅了眼眶。
他念叨,說啥也會把孩子供到大學畢業。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就希望孩子能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南京的時候,主辦方邀請每個家庭都在白馬公園裡種下一顆小樹,並掛上銘牌,用鎖頭鎖住。那把鎖的鑰匙,至今仍被王華軍好好地保存著。
10年前,這個父親曾在那裡默默鎖住自己的誓言:再苦,也要讓孩子走出去。他希望將來有一天,4個孩子能夠再到那棵樹下看看,親手把鎖打開。(張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