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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來想要更進一步,應該怎麼做?為此,或許可以看看著名海外華人學者餘英時先生的思路。餘先生70年代在美國獲得終身教職後,便主要用中文寫作,英文論著一般是概述中文論著的大旨。曾聽一位美國學者抱怨餘先生『不遵守學術規范,我們寫的文章他都不引』,可見他的研究風格和取向與美國學者很不相同。不過這並沒有影響餘先生獲得卓越成就和崇高聲譽,2006年,他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予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我想,用中文研究,意在從傳統中國提取問題;以英文撮要,是要將中國學術引入西方,作為公共資源解決西方的問題,從而獲得了尊重。這是餘先生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夠從本國研究中提煉他人無法提出的問題,總結方法,形成理論,產生真正包含中國特色與中國智慧的學術成果;如果這些成果能夠被海外中國學研究者吸收,介紹給所在國,被中國的外國史研究者利用,研究各自的對象國,那麼,中國學者的中國研究纔能真正成為國際學術主流的一部分,中國的人文學術纔能真的實現國際化與主體性,為人類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
在做此暢想的同時,我們也要知道,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文學術國際化和主體性的最終實現,需要以中國學術的整體發展乃至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國際形象的改善為背景,並與這些因素攜手共進。在此進程中,我們的大學不應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近百年來學術現代化打下的良好基礎,腳踏實地,將主要精力投入教學與研究。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一味盲目地上馬新項目、打造新工程,朝三暮四,不停折騰,最終可能會斷送中國大學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