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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的時候,特拉維斯·雷傑納(Travis Reginal)和賈斯廷·波特(Justin Porter)就成為了好朋友。在他們就讀的威廉·默拉中學(William B. Murrah High School),97%的學生是非洲裔美國人,67%來自於低收入家庭。默拉中學並不是常春藤大學的生源輸出地,極少有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會申請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但波特卻考上了哈佛大學(Harvard),並且剛讀完大一,而雷傑納先生則在耶魯大學(Yale)就讀。下文是波特先生的經歷自述。
正如那光亮的小冊子所承諾的那樣,從去年秋天步入哈佛校園的那一刻起,我便進入了一個令人歡欣鼓舞、富於啟發的新世界。
我曾和拉裡·塞默斯(Larry Summers)邊吃比薩餅邊討論中國的崛起;還上過一門遺傳學課程,教授是被《人物》(People)雜志評選為最性感的男人之一的凱文·埃根(Kevin Eggan);也曾坐在第一排,聽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阿圖爾·加萬德(Atul Gawande)發表關於指導和教導之間差異的驚人講話。
不過,我的大一生活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不安的經歷之一。
我出生在1500英裡外的地方,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的一個小公寓裡長大。在我全部的生活中,大部分時間是我和母親相依為命。我有一個慈愛的父親,但在我出生不久後,他與母親取消了婚約。父親是大巴司機,工作時間不固定,所以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很少能看到他。
我是家裡的獨生子,因此承受著母親過於強勢的愛護。作為一個欣賞過這個世界諸多美好的人,她卻十分努力地保護我遠離那些東西:電視、說唱音樂、甚至去街上和伙伴們玩籃球都不被允許。這使青少年時期的我略帶忿恨,但我逐漸體會到她的巨大犧牲——每天下午陪我走去圖書館;打多份工以維持生計;講故事給我聽,直到夜深
。在中學最後一個學年前的夏天,當我宣布打算申請新英格蘭的學校時,我注意到母親溫暖笑容裡包裹著一絲猶豫。我假裝沒有看到,但卻從未能忘記。我試圖說出想要離開的理由——為了證明我有足夠的纔智,不願走一條最簡單的路,受困於青少年典型的找不到出口的感覺。可是,這樣的話聽上去膚淺且不知感恩。
盡管如此,我開始全力以赴進行大學申請,首先申請哈佛,還有大約十幾個大學在准備中。我知道被哈佛錄取的機會天平並沒有向我傾斜,而且由於我們的資深顧問要負責幾百個學生,學校也幫不上大忙。因此,我讀了大量為大學入學申請做准備的書。我從中學到的一課是,『請允許我講述我贏得的那場小鎮比賽』這類平庸的文章會很快毀掉一份勝利在望的申請。我寫了我注意到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關系。而且,我的老師們非常出色卻太過辛苦,所以我提前幾個月就與他們接觸,微笑著請他們提供推薦函(已經放在貼好郵票的信封中)。
你們可能會認為我是那種典型的優等生,連請大學顧問的錢都能省下來。但我參加了所有時間上允許的大學預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共9門課——默拉中學一共提供了12門相關課程。我參加過州級和國家級科學競賽。我有申請必需的領導能力:我是校報編輯,是全國優秀生協會(National Honor Society)分會的主席,和一些最好的朋友組建了一支辯論隊,並且在業餘時間為小學和初中孩子輔導數學和英語。
令我高興的是,在我生日前三天,2011年12月15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那一晚,在收到許多恭喜短信和擁抱後,我坐在房間裡,不可抑制地哭了起來。
我感覺在面前的兩個世界裡陷入了困境。一個似乎有著無限的機會——全額獎學金、職業發展和旅行機會。但我要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母親和我從未有過穩定的財務基礎,而且這一點無法神奇地轉變。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我對她猶豫的眼神如此不安:當我們第一次被逐出自己家時,她用同樣的眼神看過我。如果我離開了,母親會怎樣?當她在幾周後被解僱時,我的恐懼成倍增加。
愧疚感不斷侵蝕著我,在我的笑容背後,羞愧佔據著我的腦海。在中學畢業前的最後幾周裡我極度焦慮——如果我離開,她可能沒有足夠的錢買吃的,沒有安全的地方住,找不到關愛她的人去傾述。我決意推遲接受哈佛的錄取。
但她什麼都不聽。『你被哈佛錄取是我一生中最閃耀的成就之一,』她說,『如果眼睜睜地看你放棄它,我會不得安寧!』
我沒有放棄。
今年早些時候,我讀到一篇關於精英大學無法吸引到貧困生的文章:斯坦福大學(Stanford)的一項研究顯示,來自最低收入家庭的頂尖學生中,只有34%進入了全美238所錄取最嚴苛的大學。
我不相信單靠增加大學助學金和光亮的小冊子就能扭轉這一趨勢。把我們和精英大學隔開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對進入一個不同環境的害怕,讓至親至愛獨自承受加劇的經濟壓力的愧疚,想要工作養家糊口的衝動。我發現即使在做習題集的時候我也會分心,問自己在這裡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我開始想:『那麼,我是誰,竟然覺得自己屬於哈佛,這個布什家族(Bushes)、肯尼迪家族(Kennedys)和羅姆尼家族(Romneys)成員的母校?也許我應該待在密西西比,那纔是屬於我的地方。』
接著又產生了存在主義的問題:反復地評估我的夢想和潛在的動機(我是否真的想當一個博士?),甚至考慮困住我的這個有問題的社會經濟結構。(哈佛的學生通常在大一暑假裡去國外。我放棄了在希臘的實習,雖然是帶薪實習,但我無法承擔出國費用。)這一切的思考有什麼意義?
在今年的經歷中,我的一些改變是從未預料到的。當我看到同齡人(一大批文學愛好者、科學天纔、音樂大師和數學奇纔)在各自的領域為了卓越而謙遜地奮斗,我感到備受鼓舞,認為自己尚欠火候,並對未來充滿希望。
我覺得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母親讓我離家求學。哈佛促使我成長,使我坦然地觀察這個世界,審視自己。
毋庸說,我不會用這段經歷交換任何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