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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春松靜靜地坐在辦公大平面的角落裡,眼睛緊盯著電腦——每一個需要尋求新中歐投資支持的項目,都要經過這個副總裁的把關。在大平面上與他一同工作的下屬們不會知道,這個極為嚴謹、對項目風險把控極謹慎的『老總』,曾經也『瘋狂』過。
5年前,剛從學校畢業的他以上海大學生科技創業基金會工作人員的身份,陪著幾個同齡的應屆生一起四處找貸款。『(小額貸款公司)連利率都懶得跟我們談,直接就被拒了。』在四處融資無門的情況下,金融專業科班出身的他,和基金會另一個上海年輕人一起,分別將自己位於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拿出來作擔保,為上述大學生初創企業貸款150萬元。
這家初創企業,現在的名字叫『泰坦科技』——它在2012年、2013年分別融資1.03億元,最新一輪的融資目標是1.5億元,它的年營業收入約3億元,淨利潤約10%。
大學生創業缺資金,同齡投資人抵押房產伸援手
『現在科研人員做一個項目的時限越來越短,有的項目只給6個月時間做,但為了等一個緊俏試劑,有時就要一兩個星期。你說,他們願不願意多花幾十元、100元來盡早買到試劑?』上海大學生科技創業基金會的會議室裡,泰坦科技總裁張慶正向一家投資公司的代表介紹企業概況。
泰坦科技是一家專門為科研機構和人員提供科研試劑、儀器儀表、安防耗材、特種化學品的企業,用時下流行的術語簡單概括,它就是一家科學服務提供商。這家公司的董事長謝應波,每次在公開場合發言時,都不忘帶上一個『大學生科創基金投資人抵押房產幫忙融資』的故事。
這個故事,總是最能打動人。包括謝應波本人在內的6個泰坦創始人,都是出生於1981年、1982年的80後,而那兩個傻乎乎抵押房產幫他們創業融資的『投資人』,與他們也是同齡人。
拋開2006年創業時,一幫創始人的『低齡』不談,泰坦這家公司直到現在,也極年輕。它現有200多名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六七歲的員工,其中約1/4的員工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學歷。2009年時,面對這群創業大學生,誰會願意冒險借錢?
別看現在的張慶西裝革履,與人談融資至少都是上億元的『大手筆』,創業早期,他也曾為了100萬元以下的小額融資頭疼過。彼時,泰坦的創業團隊成員坐著地鐵四處找錢。談過小額貸款公司、銀行、基金會等數十家單位,基本處於無人應聲的狀態。
劉春松至今仍記得張慶第一回打電話來找他融資,『人徹底懵了,急得快哭了的感覺』。那時的泰坦,著急要錢周轉,但越是著急、越提出高利率誘惑,就越是沒人願意借錢,再加上大家本身就對大學生初創企業存在不信任感,貸款極難。
那時,就連具有政府背景的上海市大學生科技創業基金會(下稱科創基金會),要找錢也非常困難。劉春松說,最後是與該基金會有合作關系的泰隆銀行拿出150萬元,但要求貸款方有固定資產抵押。
泰坦的6個創始人那時正集體『群租』在一間三室兩廳房屋內,根本沒有可以抵押的『不動產』。科創基金會的好朋友劉春松和王萌各自抵押一套自有住宅,纔貸下款來。『我就是認人,虧了也認了。』劉春松說。
6個應屆生的團隊,能辦成事兒嗎
泰坦的6人團隊,其實在大多數投資人眼裡,是不應該『認』的。這個創始團隊人數太多,穩定性不足。投資人最喜歡的團隊,應該只有一個到兩個創始人,這樣的團隊決策效率高、船小好『調頭』。
華東理工大學對門的樓園小區,是這個6人團隊最早的窩。2009?2012年,泰坦的6個創始人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租金,租住在此。出乎大多數投資人意料的是,這6個人,從2006年畢業創業至今,從未分開。
劉春松告訴記者,泰坦是他從事投資行業以來,見過的股東股權最平均的一家公司。但這,嚴格意義上來說,不是一件好事,『按道理,應該是有一個主導者佔大部分股權,有一個人能說了算。太平均的話,大家誰說了都不算』。
張慶也證實,在創業初期,一些風投機構代表來公司考察,『(風投)看到你有6個人的創業團隊,立馬就閃』。
這或許就是應屆生創業的『坎兒』,他們誰都沒有創過業,誰都不太懂得股權分配方面的門道。但同時,這也是應屆生的優勢所在。『很純真。他們有一個自己心中默認的負責人,一切行動都能協調好,沒那麼多功利心態。』劉春松說。
6個應屆生創業,給自己開了極低的工資。第一輪融資前,人均月薪1500元;第一輪融資後,人均2500元;第二輪融資後,漲到了七八千元。
張慶說,創業初期『股權平均』雖然間接影響了融資,但這一做法卻直接作用於創業成功的概率,『大家股權均等,每個人都把公司當自己的公司在做,每個人都負責一塊內容、帶一支團隊,做事不給大局埋地雷』。
前一陣子,泰坦要從原本幾百平方米的辦公室搬到自建的6000平方米的新工廠,6個創始人齊上陣,利用國慶長假,愣是把幾萬只小瓶裝的試劑送到了新址,『這些產品又小又貴,我們捨不得啊,怕找工人搬給弄碎了。』國慶長假,張慶說,6個股東每天早上六七點開工,晚上十一二點完活兒,每一個品類產品的庫位都是他們親自安排的。
專投大學生初創企業,成功率達三成
泰坦之後,劉春松再沒乾過抵押房產投資初創企業的『傻事』,『這種模式不可復制。』但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大學生初創企業遠沒有投資界人士說得那麼『不值一提』。
在一個天使投資人與創業型企業雲集的會場上,一名有著10多年投資經驗的『老天使』告訴記者,他反對大學生一畢業就創業,他也不會把錢浪費在大學生初創企業身上。『成功率太低,不值得。』在投資人與創業企業交換名片環節,他也當面提醒那些不到30歲的、年輕的創業者,『一畢業就搞企業太難,我們不會投的。』
但實際上,記者注意到,在美國的硅谷、東部的麻省,以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為代表的大學生創業孵化體系,業已建成。以哈佛大學i-lab實驗室為例,青年學生們可以把自己『異想天開』的點子遞交到實驗室,無論多麼『不靠譜』的項目,都會有專門的業內教授被派來指導,初始階段,就會有天使投資的介入。
最新的一個案例是『蟋蟀零食』。哈佛的4個學生想到用蟋蟀做成薯片狀零食的點子,得到i-lab導師的輔助,如今已成立Six Food公司,獲得了Kickstarter(美國最大的公眾集資公司——記者注)資助,吸收了1300人投資的7萬美元資金。該項目如今已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核准,計劃推出海鹽、碳烤、芝士3種口味的蟋蟀薯片上市。
但在我國,投資人卻對大學生初創企業『敬而遠之』。這種現象,在政府方面的推動下,正逐步得到改善。
以上海專投大學生畢業5年內初創企業的科創基金會為例,劉春松告訴記者,它迄今投資的1000多個項目中,『死了』1/3,『勉強活著』1/3,另有1/3『活得不錯』,『有的是小買賣,賣個豬蹄、搞搞培訓,一年掙個幾十萬元,也算可以』。
劉春松認為,大項目不可能送上門來,自己培育的『小項目變大』纔最靠譜,因此,他堅持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
他現在所在的新中歐創投,就是科創基金會下轄的一個投資機構,這個機構現在被作為科創基金會的一個接力基金來使用,『過去科創基金非盈利,投一個項目,扶持好了,就原價退出,創業失敗,錢就算了;現在不同了,新中歐是市場化的創投,我們投一個項目,將來成長好有收益了,就把收益要回來,再反哺到科創基金裡』。
這只接力基金對科創基金的貢獻極大。劉春松說,科創基金最初只有政府撥付的5000萬元,如今在接力基金的『接力』下,已經成長到10億元,『這就充分說明,大學生初創企業挺靠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