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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近『集體沈淪』的現實,顯然與行政化下的學校生態分不開。不僅學校領導,包括普通教師,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單純的管理和教學任務,教材購買、校服采購,他們都需要『經手』,這自然為腐敗埋下了隱患。
購買一套百元左右的校服,竟被教育主管部門、學校、班主任聯合吃掉十多元『回扣』。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曝光的校服腐敗案件引發關注。2015年7月以來,新華社記者先後四次赴當地調研發現,小小校服腐敗利益鏈條『不簡單』,上有紅頭文件『開道』、校服企業壟斷經營牟利,下有教育主管部門和中小學校『揩油』。
有說法稱,一百年前,校服是社會進步的象征;一百年後,校服是社會爭論的話題。『爭議』所在,一方面表現為校服在美學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或許就是校服采購存在腐敗空間。這些年來,隨著校服的普及,被曝光的校服腐敗現象也逐漸多起來,僅系統性窩案就有多起。其他諸如『高價校服』購置費所引發的爭議,更是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
恩施校服腐敗案件中,從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到學校層面,再到教師,幾乎都從校服采購上分了一杯羹,生動展現了一套校服被『雁過拔毛』的過程。這樣的系統性腐敗,在多年的過程中成了『潛規則』,大家都心照不宣,按比例拿分成。當校服成了各方利益實現的工具,也就難怪質量和審美都屢遭吐槽了。
在這起事件中,紅頭文件為校服腐敗『開道』,是一個值得正視的細節。在去年湖南衡山縣和衡東縣發生的教育系統窩案中,也同樣閃現著紅頭文件的身影。多名被檢察機關帶走調查的中小學校負責人,就被指與當地一家校園連鎖超市有關,而這家超市之所以入駐校園,就是因為有省、市、縣三級紅頭文件的『庇佑』。相較於正式的公共政策,這類系統內的紅頭文件由於有著較高的隱蔽性,外界一般無從得知,所以一般具有較大的隨意性。當前無論由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對於紅頭文件的管控力度,對教育系統紅頭文件的『泛濫』程度,不應該低估。
此外,這起校服腐敗案中,利益輸送的一個重要環節在於,當地學校後勤管理協會以會費的方式來為校服供應商設置資質門檻。以繳納會員費的方式來吸納會員,且只有會員纔有資格成為當地的校服供應商,這與交『買路錢』何異?一個地市級的學校後勤管理協會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也值得提出疑問。至少在這起事件中,我們看不到它在校服采購中的正面作用,反倒異化成了一個『名正言順』收取提成的『營利組織』。看來這方面的簡政放權力度,仍有待加強。
教育系統需要簡政放權的地方,還表現在原本一些屬於家長和學生的權利,應該及早下放交還。去年7月,教育部、工商總局等多家部委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見》,其中就指出學生可以自願購買校服,也允許學生按照所在學校校服款式、顏色,自行選購、制作校服。若此政策得到落實,就將徹底改變校服采購由學校說了算的局面,那麼相關方面借此進行權力尋租的空間勢必能得以有效壓縮。
我們通常講大學要去行政化,其實從中小學校所存的腐敗現象來看,它們也同樣需要去行政化。此次窩案中,恩施咸豐縣43所學校和教學點被查出全部存在校服腐敗,僅2012年至2015年期間,就共有768名教職員工收受提成。這樣一種幾近『集體沈淪』的現實,顯然與行政化下的學校生態分不開。不僅學校領導,包括普通教師,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單純的管理和教學任務,教材購買、校服采購,他們都需要『經手』,這自然為腐敗埋下了隱患。因此,中小學校同樣需要淡化非教學方面的職責。
以校服采購為代表的校園腐敗案件,雖然在腐敗的金額上較之其他『大案』可能不算高,但其長此以往所形成的『雁過拔毛』的灰色生態,卻構成了對社會基礎道德與正義的侵蝕。這也正猶如,在每一起校服腐敗案中,我們看到的社會治理缺憾的『虱子』對校服的侵蝕。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