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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自主招生中的創新嘗試『校長推薦制』,甫一公布就激起輿論的軒然大波,招致公眾激烈的質疑——質疑焦點集中在『校長推薦會導致不公』上。北大隨後公布了全國39所獲得『校長實名推薦』資質的中學及其校長名單,從頭開始就把『校長推薦』置於陽光下接受公眾的監督,可這似乎並未消除公眾的疑慮,『推薦會成為一種特權』、『推薦隱藏巨大不公』、『推薦會使教育成為權貴盛宴』之類的尖銳批評不絕於耳。
北大肯定想到了『校長推薦制』會遇到輿論阻力,但可能沒有想到,遇到的阻力是如此之大,那些痛恨應試體制、痛恨『考分決定一切』、整天炮轟『既有體制毀人』的公眾,竟然會對高校致力於終結那種應試體制的嘗試,懷著如此仇視和排斥的情緒——那些舊體制激進的批判者,這時似乎都轉換成了舊體制鐵杆的保守者,把那種致力於破除舊體制的改革嘗試批得體無完膚。激進與保守,改革與守舊,創新與守成,面對陷入人格分裂的輿論和民意,改革者實在有點兒無所適從。
有識者點出了輿論在高招改革上人格分裂的關鍵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永遠流淌一個血液,這個文化基因是不可改變的,就是對腐敗的深深的懮慮。確實如此,人們痛恨應試,但更痛恨腐敗;人們焦慮於應試毀人,但更焦慮於特權壟斷資源,北大的校長推薦制,正擊中了公眾這種根深蒂固的、充滿矛盾糾結的焦慮,於是,痛恨應試弊端的改革者們,這時都成了捍衛舊體制的保守主義者:學校不自律,民眾怎麼放心讓你做主。
我很理解這種焦慮,對這種矛盾糾結、艱難決擇的人格分裂充滿同情,內心也對北大的校長推薦制在現實操作中可能出現的異化和腐敗擔懮不已,但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放任和放大這種焦慮,陷於這種受迫害者的焦慮情緒中,不相信任何東西,不信任任何突破努力,對任何改革嘗試都施以這種懷疑。應試之弊人所共知,統考之害人人喊打,自主招生改革是改革的大勢所趨——既然有這個基本共識,那麼對那些推進這個共識的改革努力,有時候必須選擇相信。只有給予改革者必要的信任,纔能走出當下教育改革寸步難行的囚徒困境。
這是怎樣一種囚徒困境呢?一邊呼吁改革『一考定終身』所主宰的應試弊端,一邊卻又不信任改革者的改革嘗試;一邊呼吁尊重教育自主和大學自治,教育想自主了,大學想自主招生了,又對大學的自主能力和教育的自治力充滿不信任——一種很有感召力、代表了多數人的聲音是:不自主就很難讓人放心,只有大學先自治了,教育能自主之後,纔有資格去讓人相信。可怎麼樣的教育叫自主,如何纔叫真正自治呢?這本身就缺乏一個權威公認的標准;而且教育自主和大學自治的改革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難道等到輿論公認大學已經自主了纔能相信教育、信任他們嗎?又敦促教育改革,又不信任改革者,又呼吁教育自主又擔心自主中的腐敗,這就是困境。
走出這種囚徒困境,只有選擇相信。教育改革要取得突破,輿論首先必須突破那種『給教育自主就必然會滋生腐敗』的心理障礙。質疑和批判需要勇氣,但有時候信任更需要大智慧、大勇氣,只有相信,改革纔能向前推進,一味地懷疑和否定,只能使一切停留在原地。
再回到校長推薦制上來,這個制度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從『可能變成校長特權』到『也許會成為權貴鑽的空子』,評論家列舉了許多——但這些批評,都只是抽象的批評和籠統的否定,都屬於邏輯上的推理。北大這個制度剛剛推出來,還沒有實施,你怎麼知道就必然會產生那些問題?邏輯是邏輯,現實是現實,邏輯推理出來的問題並不一定會發生在現實中。
其實,北大為避免公眾所懮慮的那些問題已經設置了許多防范措施:首先是實名推薦,實名就是提醒校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職業道德,提高推薦的公信力;然後是校長推薦僅作參考,北大解釋得非常清楚,不是說中學校長一推薦,北大就會錄取,校長推薦的學生只是獲得了參加自主招生的資格,還要參加筆試、面試等考察;三是只在少數中學試點,即使個別地方出現造假也不會影響公平——看不到改革者的這些努力,只是一味帶著反感情緒、固定成見和那種『對腐敗深深的懮慮』在邏輯層面進行批評,並不是一種有益的公共討論態度。
設想各種最壞的可能對制度進行縝密的防腐設計是必須的,但不能純粹靠想像、推理和成見去看待改革創新。很多制度要靠實踐去試錯,靠現實嘗試去證明會不會導致腐敗,而不能靠邏輯推理。明年招生中北大就要實行這個制度了,為什麼不能等實行後,再在實行中通過追蹤調查去考察,那些中學校長在現實推薦中到底有沒有腐敗,到底有沒有成為權貴操縱的盛宴,到底有沒有侵害教育公平,那時候再根據事實加以批評也不遲——畢竟這只是北大在很小范圍內的一個嘗試,北大也是帶著『摸石頭過河』的謹慎心態去試錯。
在公開和透明上,北大已經做出了努力,輿論為什麼不能也努力給他們一些信任?腐敗是現實,但腐敗下不能懷疑一切,坐著罵腐敗什麼也不乾啊!就讓我們以寬容試錯的心態來審視『校長推薦』,彼此多一點信任,以此走出信任的囚徒困境。(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