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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哪個領域像『中國教育』一樣,從賣菜的大媽到教育部長,都有話要說。無論你對中國教育持什麼樣的看法,只要你是心平氣和、實事求是來看待中國的教育,不管你罵它也好,喜歡它也好,都必須承認當代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大發展、大改革、大變化。
當原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現在是語文出版社社長的王旭明20日做客浙江人文大講堂下沙分講堂(杭州師范大學承辦)時,我們對他充滿期待,因為他是一名活躍的『教育知道分子』,點擊率達上千萬人次的一百多篇教育博客,新鮮、銳利,看完令人莞爾和思索。
王旭明回顧這些年的教育經歷,說了8個字——我愛教育,我愛傳播。在他供職於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期間,組織了上百場的新聞發布會,接受了上千人次的采訪(包括出鏡、上網站),離開新聞發言人崗位後,撰寫了《為了公開——我當新聞發言人》一書,主持了突破重重阻力將教育政策轉化成可視性極強的電視節目《問教》,其間的酸甜苦辣怎一個『哭』字了得!
王旭明說,近年來教育在我國越來越『熱鬧』了,這是好事,說明人們對教育的重視。也正因為這樣,纔需要以更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國教育。看待教育要從研究、實施、制定政策、傳播等不同層面區別分析,否則就是一鍋粥。他表示此次演講僅從當代中國教育傳播的層面談點自己的思考。
從數據看改革力度之大目前,我國15歲以上人口和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分別超過了8年半和11年,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從業人員超過8200萬人,這兩個數據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我們不妨找兩組最有代表性的數據來說明:1949年的時候,全國讀大學的人數纔12萬,到了1978年這個數已經翻幾倍了,全國上大學的人有200多萬;到了2008年的時候,上大學的人數已經達到2900多萬!
中國教育發展這麼快是由一系列的大改革帶來的,以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為例,比如說農村義務教育的改革,我們知道過去農村的義務教育是人民教育人民辦,在很多人父輩上小學的時候,還是全村集資辦一個學校。從2006年開始農村義務教育全部納入到國家公共保障范圍裡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級負責、分項目、按比例負責這樣一個分擔機制,這樣農村教育就由農民辦變成了國家辦。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一個國家能夠把農村的義務教育管起來、承擔起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決策。
再看職業教育改革。和農村的義務教育不一樣,職業教育不是政府全包,而是政府統籌、地方為主、各界參與這樣一個管理體制。2008年我們國家中等職業學校招生達到810萬人,佔據了中國高中教育的半壁江山。
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就更多了。過去不同的部委辦不同的學校,條塊分割的現象非常嚴重,2000年開始的時候,針對這種情況,國家提出了『共建、調整、合作、合並』的八字方針,組建了一批新型的大學,同時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兩級管理的高校管理體制。
評估當代中國教育的4個誤區教育發展取得的成績顯而易見,但人們在評估當代中國教育時總是存在著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否定發展。現在很多學者說,中國教育發展太快了,就是在還不能跑的時候搶跑了。不錯,我國政府當時面臨的兩種抉擇,一種是條件成熟再發展,一種是條件尚未成熟克服困難求發展,中國政府選擇了後一條道路。高等教育、普九都是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發展的。據教育部目前披露不完全的統計,全國高校目前的欠債5千個億,其中2千多億是銀行貸款,另外2千多億是學校自籌,國家投入就只有幾百個億。在國家投入不足的情況下,我國高等學校克服了各種困難實現了擴招。有同志說了,既然條件不具備還擴招什麼啊。我們國家60年來一個很成功的經驗,就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共同努力,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現在98%以上的人都能夠接受義務教育,是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人民教育人民辦』起來的。
第二個誤區就是濃墨重彩講形勢大好,輕描淡寫談存在的問題。這也是一些部門多年來養成的習慣,說一項工作形勢大好,我們可以說很多很多的話,然後一說存在問題呢,首先是不願意說,其次不得不說了,還是輕描淡寫地說。其實,我們不必諱言中國教育存在問題。剛剛卸任的周濟部長在談到教育發展時說,我們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難,在世紀之交實現了輝煌的成績。『重重困難』這四個字可見我們存在的問題之多。周濟歸納為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不適應國家對人纔培養的新要求,不適應人民群眾的新期待,辦好人民群眾的教育仍然任重道遠。溫家寶總理最近也對教育提出了『三個亟待』,他說當前我們國家教育體制亟待改變,教育投入亟待增加,教育水平亟待提高。關鍵是我們怎麼看待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個誤區就是今不如昔的理論。普遍的理論就是現在的大學生不如過去的大學生,現在的研究生不如過去的研究生,現在的中學生不如過去的中學生,現在的學校不如過去的學校,總而言之,現在不如過去!舉個例子,有人說現在大學生不如過去大學生好,很大程度上就是用精英化的高等教育眼光去看現在的大眾化教育。一所職業學校的學生叫大學生,北京大學的學生也叫大學生,這兩個大學生群體一個是苹果一個是梨,拿苹果和梨對比,比較苹果好還是梨好,毫無道理,各有各的味道。
最後一個誤區是說中國教育改革是『瞎折騰』。有人說,中國教育改革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是瞎折騰。應該說,我們有時候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沒有看准,缺少科學決策過程而草率行動,確有瞎折騰之嫌。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中國教育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就沒有變化,沒有變化人民群眾就更不滿意。
教育傳播,『好好說』就行
中國教育的傳播有兩大主體,一個是教育內部,一個是媒體。教育內部主要指各級教育官員,在政務公開信息透明方面還是有不少進步,但也還存在著少說為佳、不說為佳、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的情況。
再看媒體,媒體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教育媒體,一類是非教育媒體。據統計,全國半數以上的省市有專門的教育臺、教育頻道,我們國家也有專門的教育臺,在全國360行當中,教育傳播渠道是覆蓋面最廣的媒體。
教育傳播的效果在很多方面並不理想。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好事說好,把不好的事好好說』。今天這個學校出現跳樓的,明天這個學校著火了,大面積的流行病感染,這樣的事情本來也不可避免,『好好說』就完了,也就是及時、准確、全面、有效把這些信息發布給公眾,不要『躲貓貓』。
面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時候,我們有關官員能不能站出來,維護教育的聖潔是一個本質的問題。比如汶川大地震當中有個別老師提出來,可以不顧學生的生命,自己能跑出來就行。據我了解,這樣的理論在發達國家,在美國,在歐洲,在西方都是要受到普遍譴責的,但是在我們國家,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譴責,而且還請這位老師頻頻出鏡,得到相當多的喝彩。比如貴州高中某一女老師,同時和她所教的兩個男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這兩個男學生發生矛盾,其中一個就把另一個刺死了,這一個就關進了監獄,而這個老師僅僅是『雙開』,從此人間蒸發。有關教育部門對這些嚴重喪失師德的行為缺乏必要的譴責,我認為,在這些大是大非面前,教育官員不應失語。
勇於解決前進中的問題
中國傳媒大學王永亮先生提出的傳媒精神很值得借鑒。他所說的第一個精神就是史學家的求實精神。傳媒應該在言論立場上追求客觀的原則,去掉抱有偏見、先入為主、斷章取義的做法,真誠公開地向公眾提供判斷與思考。
第二個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教育傳播者的人文精神應該包括高尚的情操、敏銳的觀察力,堅守良知、維護正義,有理性、有激情,這就是我們所謂人文精神的內涵。舉高考為例,每年高考教育傳播者都是一股腦兒去說高考,誰考了狀元,多少分,高考的時候怎麼采取各種措施,怎麼保護高考學生,反正每年的6至8月份是最熱鬧的,恰恰忽視了落榜生。
第三個精神就是懷疑的精神。只有不斷懷疑,纔能不斷接近真相,纔能不斷接近真理。幾周前,我來杭州參加大學生村官座談會,組織部的同志介紹經驗,說為了鼓勵大學生當村官,研究生可以免考,我不認同。如果研究生要當村官,你有研究的能力不代表有當村官的能力,你學歷高並不是乾什麼都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講了上面這些,無非是啟發人們科學理性地認識中國教育的現狀,及時、有效、全面、准確,當然形象、生動、具體地傳播中國教育更好。
《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先生日前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勇於解決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我誠以為然。一句話,我們中國教育發展了,發展以後面臨著很多的問題,我們能不能去勇於解決,能不能重視發展以後的問題,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教育政策的制訂者和貫徹者都值得思考的;而能不能夠傳播發展起來的中國教育,特別是如何正視、解決前進中的教育問題是更多傳媒人永遠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