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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直以來,類似上述斬釘截鐵的論斷,在中文裡已經數不勝數了。不能說它們全無道理,但說這些話的人,至少在一個地方犯了致命錯誤:他們漠視了中國近三十年文化的生長軌跡,同時,也無視了今天中國的幾代作家、讀者對於文學認知的發展過程。
我們這個時代的作者和讀者,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的感情,恐怕是全世界文學讀者裡最重的。這一切,緣起於1950—1980近三十年的歐美文學譯介的空缺,更緣自1980年代開始的二十世紀外國文學翻譯熱潮。沒有人民文學、上海譯文、漓江、安徽文藝、譯林等眾多出版社,幾十年來前赴後繼對諾獎獲獎與入圍作品的辛勤譯介,絕大部分中國讀者對於文學認識,恐怕還都坐在一口只有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浪漫派以及歌頌或批判現實小說等『文學冷兵器』的井裡。大家甚至會把武俠、言情、玄幻、說教這些娛樂或應用讀物,還視為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每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不一定就代表了世界文學的最高水平,但它至少代表了高水平之一。而由於這個獎項致力於表彰獲獎者的終身成就,以及遴選趣味中對流行的排斥,任何一位有心的人文作者(除了文學,還包括歷史、哲學領域),都能從它的結果中窺到一些人與環境和時代的爭辯,人文趣味的流變,創造者的艱辛,還有與『幸運』相伴的那種偶然、不可操控性。這些啟悟,對於從三十年前纔開始艱難脫離概念化思維的社科人文界來講,實有著性命攸關的價值。同樣,當我們日益面對一個充斥著無數知識膨化、信息注水可能的娛樂時代,許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深處的那種冷對喧囂的質疑和拷問,很有可能暗藏了我們自救的路徑。它們的價值,與其說是作用於作家、知識分子,還不如說是作用於每個有著脫離低級趣味和被娛樂化攝魂的普通人。
千萬不要因為一些可以預見的人性弱點,以及個別步入創造衰落期文人和媒體幫閑的鼓噪,就全盤貶低自己同胞對精神世界的向往與追求——只要它沒有變異成喪失現實依托的狂妄和?癥。人不要老站到悲觀者的角度去看問題,悲觀可能是一種冷靜,還可能是精神懶漢和侏儒的一種托詞……(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