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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一年裡,中小學教材一下子成為社會各界爭議不斷的熱點。先是2009年總理在北京聽課時發現了地理教材中的錯誤,隨後是去年上半年魯迅文章大量撤出教科書。同時,各種版本中小學教材中存在的違背常識、明顯編造的問題被不斷揭露出來。與之對應的,是民國時期小學語文教材在市場上暢銷,受到家長的追捧。
2010年年底,這股對教材的批評浪潮達到頂峰,某民間學術團體強烈批評我國中小學語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經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有人甚至提出,目前教材內容對孩子成長比三聚氰氨毒奶粉還要有害……
客觀地說,我認為我國的中小學教材內容改革並沒有落後於國家整體教育改革的步伐。但是,很顯然,社會民眾的要求,特別是大家對於以人為本、高質量教育的追求,已經遠遠超過了社會現實所能提供的。
認真反思一下,教科書自古一直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和教育文化中很核心、很關鍵的構成部分。從我國古代孩子們讀《三字經》、《百家姓》開始識字啟蒙,青少年研習四書五經以應科舉選仕,多年來家長們一直督促子女熟讀唐詩三百首以能出口成誦,各階段教育幾乎都是圍繞一本(些)經典好書展開的。
新中國建立以來,廣大中小學乃至大學的課堂上,教科書也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圍繞一本事先選定的優秀課本,老師教之、學生學之、期末考之幾乎構成了我們課堂教學的主線。其中,那一本教材自然而然地處於核心地位。很多時候它是學生課上課下學習的主要信息源(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政府在學校教材編寫和供應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財力。
我們多年來的做法有什麼問題嗎?什麼樣的教材纔算是好教材呢?我結合自己在國外研究生學習的經驗,談談美國大學是如何選擇和使用教材的,或許能對國內當前的熱論有一些啟發。
美國的大學課堂,尤其是文科院系,幾乎沒有使用一本指定教科書的做法。課堂上使用什麼樣的教學材料,基本上是由任課教師設計和決定,當然課程教學方案也要事先經過學校有關部門審核。教授指定學生學習的通常是一堆書,少則三四本多則七八本,而課堂上還要閱讀大量的材料,其中不少是近期發表的期刊論文,因為期刊論文往往是一個專業領域最新近的研究成果。通常一個學期18周,第一堂課老師就要發一個課程大綱(syllabus)下來。教學目的、目標、要求和各周的學習內容和作業任務,上面都會明確列出來。每一周的學習任務大多圍繞某一個專題挑選一些著作章節和數篇論文,學生要在這一周上課之前全部讀完看完,然後上課來參加討論交流。課堂上發言、全體或分組討論,課後寫作業,都是基於閱讀材料上的內容。而討論表現和作業都要算進期末成績中。
這些學習材料的選擇通常是按照任課教師的教學和研究經驗,有時是其他教師或學生的推薦列出來的,大多是新近出版的一些著作,每一個學期都會有一些調整或更新。一個學期下來,每個學生手中都是厚厚一大本學習材料,用一個穿孔的大夾子夾好。除了一些統計學方法的課程,幾乎從來沒有像我們國內這樣的一本教科書一個學期教學到底的。
美國大學課堂學習材料的組合和選用方式,其實是從教材(textbook)轉化到了『學材』(learning materials)。這樣做有三個好處。
其一,打破了教材知識神聖化傾向。某一課本上的內容並不是唯一真理,編寫得再好,也不過是知識學習的一個媒介載體。囿於編寫者個人研究角度和知識背景,難免存在這樣那樣的局限性。
其二,多種材料的『五谷雜糧式』組合,保證學生有廣泛的閱讀量和開闊的知識視野;教師總是挑選最好最新的材料發給學生,能保證學生熟悉和了解該專業領域新近的知識成果和不同角度的理論觀點。
其三,讀書讀材料的目的,是為了討論和思考。課堂上老師很少講教材,最多是提綱挈領地串講一遍,多數時間是帶著學生討論,有時甚至是對章節內容和文章觀點的評議反思,指出其好在哪裡、問題是什麼。這種建立在大量閱讀、集體討論、問答點撥基礎上的教學方式,與古希臘蘇格拉底的談話式教學法(產婆術)一脈相承,也符合美國大學的教學目標,即培養學生批判思維和創新思維方式(critical and creativity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