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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配“助理”:代開會做行政處理事務
汪洋書記在拜訪饒芃子時提出:如何纔能不讓事務性工作成為專家教授的負擔?
“在這方面,現在的大學確實遇到‘兩難’。從大學來說,院長、處長等行政職務掌握著資源分配的權力,同時也往往代表了所在領域的最高水平,但教師一旦當上院長或處長,就會有很多具體行政事務,沒有充足的時間埋頭學術。”暨大科技處處長洪岸對此很有感觸。她還同時擔任暨大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國家基因工程藥物工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廣東省生物工程藥物重點實驗室主任等頭銜。她坦言,自己常常在實驗室、辦公室和會議室之間來回跑,“有時候參加一個會,一開就是一上午,坐在那裡走不了,心裡同時想著實驗室裡的數據,只能乾著急!”
在很多大學教授看來,彌漫在大學間的“行政化”的風氣正讓學術研究變成審批與被審批的“游戲”。胡軍舉了個例子:去年,某高校從國外引進一位高水平專家,但專家還沒工作半年就要請辭。原來,從建設實驗室、到立項,再到申請資金,這位專家在學校不同的部門來回奔波,要填幾十份表格,蓋十幾個章。如此繁瑣的過程,讓他望而生畏。
對於大學“行政化”這個全國性難題,暨大也有自己的探索。暨大提出,為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學科帶頭人配行政秘書或助理,減少行政職務,使其免於繁雜的行政事務,有更多空間和時間潛心學術鑽研。與此同時,暨大還在機關部門開展“首問”責任制,推行一站式服務。據悉,行政秘書一職將首先在暨大的學院一級試行,為承擔重點科研項目的院長配備專職行政副院長。“行政副院長將主要代替院長開各種行政會議,處理具體事務,把院長解放出來,專心做科研!”
教師走“市場”:設崗位看影響建“人纔特區”
相對全國,廣東高校具有先天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與企業和市場結合緊密,科研成果轉化率高。與此同時,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大學教授“走穴”、熱衷社交、擔任兼職、注重創收等風氣也彌漫開來。
在“寧靜致遠工程”推出的同時,也有教師擔心:這會不會“矯枉過正”,把正常對接市場的產學研一竿子打倒?商業化的“走穴”與產學研如何區分?如何進一步鼓勵產學研、培養研究型人纔?
“教師頻頻與企業一起搞‘地下水’,除了個人素養,也有評估機制的問題。”洪岸認為,目前,大學教師的薪酬待遇與職稱直接掛鉤,而評定職稱指標中最重要的是論文。“過分倚重論文指標的導向,其結果是技術研發等同樣重要的因素並未同等對待。”
洪岸透露,近年來,暨大越來越多的教授呼吁,要革新現有的考核評價機制。“在企業裡做技術創新課題,難度往往更大,也更有‘江湖地位’,這些老師在學校卻往往連教授也評不上。”另一方面,學校內也有另一種解讀:這些人憑什麼既在外面的企業裡兼職賺大錢,還拿學校裡的工資當教授?
對此,胡軍介紹,為營造寬松的研究環境,暨大正探索實行一種新的分類評價體系。在原有教學、科研型教授之外,增設社會服務型教授,擬按照專利指標、承擔企業橫向課題能力、在行業中的影響力、貢獻度等指標,評定專注於應用型技術研發的人纔。除此之外,還將培育組建高水平的創新團隊和學術群體,實行“人纔特區”等機制,探索產學研合作協同發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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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學術委員會的“去行政化”
2010年6月,華中師范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成立,除分管學術工作的副校長楊宗凱外,幾位校領導全部退出學術委員會。
2011年6月24日,新的《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章程》,新章程規定在任的校黨政領導成員不參加校學術委員會,將學術的職權與行政權力區分開來;將學校學術委員會與各學院(系、所)和附屬醫院學術委員會的關系由以往的領導關系改為指導關系,以充分發揮基層學術委員會的自主性。新當選的第六屆學術委員會的43名委員中,沒有一名是校領導。
2011年3月28日,山東大學公布的新一屆學術委員會23人名單中,去掉了校長徐顯明的名字。
2009年9月18日,新一屆吉林大學學術委員會成立。根據新制定的《吉林大學學術委員會章程》,本屆學術委員會中不再有學校領導和職能部門負責人。未來,這個完全由學者組成的組織,將成為吉林大學學術評議、審議、論證和決策的最高權力機構。
2011年1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調整學校學術委員會組成人員,除分管副校長之外,此前進入學術委員會的其他兩位副校長及各學院院長全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