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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大學生在給孩子們上課
寒假到了,許多大學生選擇利用寒假進行支教。然而,這樣的短期支教究竟效果如何?上海同濟大學的研究生董亞寧經過兩年調研發現,超過一半的受支教學校校長表示不信任支教者,認為支教大學生是在“添亂”。發現問題後,他們開始著手探討一種更為有效的短期支教模式。
支教現狀
八成大學生邊教邊備課
董亞寧是公益機構千裡草助學計劃的成員。從2009年開始,他選取了在甘肅成縣及會寧20所學校短期支教項目點的2000名中小學生、40名老師、200名大學生志願者以及20支大學生支教社團為調研對象。
董亞寧介紹,大學生短期支教主要來自於大學生社團、學校學生會、NGO招募、學校黨團機構以及個人參與等5種渠道。結果顯示,75%左右以學校社團形式招募;在支教前期,團隊准備往往不足半月;80%的支教團隊每年會更換支教地點。此外,有56%的支教團隊每次支教超過15人,出現了學生少,志願者多的情況。支教的具體內容往往也是臨時決定,有82%的團隊采用的是邊教邊備課形式,而老師主要以大一、大二的學生為主,且社會實踐經驗尚淺。很多大學生一時無法適應從學生到老師的轉變,往往站在講臺上卻開不了口,不知道教什麼內容,也控制不了課堂紀律。支教大學生中有近90%只參與過一次支教,並且支教後再不過問。
發獎品用電腦引學校顧慮
調查中,98%的學校對大學生短期支教表示認同,也認為有效果。不過也有學校表示,這種短期支教的方式給學校帶來了不少負擔。一是受教學校需要花精力和時間為大學生支教提供條件,比如調整教學時間,安排教室和大學生的食宿等;二是受教學校擔心支教結束後校方的教學將存在問題,比如80%的受教學校擔心支教結束後學生上課會表現得不專心,95%的受教學校擔心沒有接受支教的學生新學期開學後會跟不上正常課程等。
為什麼學校會有這些擔心?董亞寧介紹,在支教中,很多大學生為了鼓勵孩子,常常自己買很多小禮物帶到山裡,每當孩子答對問題,便發個禮物進行獎勵,而普通鄉村老師上課是不提供禮物做獎勵的。同時,很多學生帶來了自己的筆記本電腦,支教時已開始教授下一學期的內容等,這些都為硬件條件落後的山村學校帶來壓力,支教結束後,新學期的教學往往不好開展。
支教後學生排斥當地教學
對於受教的學生,董亞寧也進行了調查。其中,68%的受教學生認為自己在支教課堂上學到了知識,95%的受教學生表示喜歡大學生教學。但是短期支教對於受教學校的學生來說也表現出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調查發現,60%的受教學生接觸到大學生教學後感覺到自己學校的老師教學水平不佳,78%的受教學生認為平時學校上課比起支教期間上課沒意思。
這樣一來,開學後這些受教學生可能排斥學校原本的課堂教學方式,甚至產生對自己學校老師的鄙視心理。並且,如果支教期間所學內容與下一個學期的教學內容重復,48%的受教學生有新學期上課不用認真聽講的想法。
困境分析
對象需求不明確
董亞寧認為,大學生支教初衷非常好,但卻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其實究其原因就是志願者對孩子和老師的需求不明確。大多數志願者只是認為“現在流行支教”,所以想參加,但至於教什麼,老師和孩子們需要什麼,他們並沒有考慮。其實,從當地教育現狀來看,他們更需要的是學習方法、學習能力以及良好的習慣和健康的心態。
有效供給不充分
有效供給在大學生短期支教中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即支教的服務質量和支教成本。董亞寧認為,開發出適合當地學生和學校需求的教程,降低支教過程中的實際成本,都是有效供給的體現。通過調研發現,目前短期支教團隊對支教質量尚未重視,也對大學生志願者的素質沒有過硬的考核,這樣就導致“一窩蜂”式的參與,進而發生過剩;此外短期支教的成本投入過高,致使一部分熱心公益服務的貧困大學生無法參加,這都屬於無效供給的表現。
調查後續
提出短期支教新模式
董亞寧說,在調研中他發現,多數支教的大學生都不是當地人,因此,他探索了一種新的支教模式,即回鄉支教。他建議,針對大學生志願者開展“太陽幣計劃”培訓,並總結出了題為《微笑成纔五部曲》的教材。
董亞寧介紹,這種新的支教模式避免了學生前往過於偏遠的地區,而是鼓勵大學生回到自己的故鄉甚至自己的母校進行短期支教活動。在回報家鄉的同時,也能節約資源尤其是資金,一舉兩得。並且,回鄉支教的大學生因為是當地人,所以可以用家鄉話與孩子們溝通,更加容易和孩子們交流,也比較能夠得到鄉親們和老師們的認可。
針對短期支教大學生志願者缺乏培訓和管理困難的問題,董亞寧希望用“太陽幣計劃”管理和培訓大學生志願者。具體而言,就是在校期間設置各種有針對性的任務,大學生志願者完成任務後,將獲得相應的“太陽幣”積分,達到一定積分後,方可申請參加短期支教或申請組隊開展短期支教。避免很多大學生憑一時衝動加入卻又毫無准備。
董亞寧認為,《微笑成纔五部曲》方案具有易復制性和易實踐性的特點。不僅有配套的教材及教案,便於中小學生、大學生志願者以及中小學教師學習,而且教學用具日常化,即使是最偏遠的山區也能夠獲得,便於實施開展。
對話董亞寧
希望官方能支持支教新模式
京華教育:你為什麼想做這樣一個調查?
董亞寧:我讀大學就是受到了資助,我也從大一開始支教,到現在已經六七年了。在大三大四時,我聯系支教學校,有的學校就不接收,我感覺支教遇到了瓶頸。當時只是個人的感覺,後來慢慢想了解具體的情況,就開始做調研。
京華教育:從你的了解,大學生當“小老師”都有哪些問題?
董亞寧:很多學校反映教學比較困難。比如大學生上課不控制課堂紀律,所以孩子隨便玩,氣氛弄得亂七八糟,他們走了之後,學校的老師上課孩子就不習慣,正常的上課秩序被打亂。還有就是教英語的,大學生教得比較標准,當地老師發音不准,學生們就不太容易接受。
京華教育:你為什麼會進行新的支教方式探索?
董亞寧:支教本身是種非常好的方式,不能沒有。可是大學生短期支教,有時候去了還不如不去,帶去了希望,留下了失望。很多大學生志願者是一腔熱情,但是不管質量。我想改進一下方式,然後推廣給其他的志願者。
京華教育:你的《微笑成長五部曲》推廣情況如何?
董亞寧:主要是給志願者提供一個教材、教案,按照教材去講。有的西部的老師說,我們的教案值得他們的老師參考。因為有的老師還不會寫教案。我期待今後,這能從一個民間行為變成官方支持。下一步,我想面向全國大學生支教社團推廣,希望大家借鑒。
專家看法
支教大學生應多與當地溝通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博士付靜認為,大學生支教是好事,他們會給當地的教學帶來新鮮空氣,也為大學生提供了實踐的機會。如果沒有這個過程,學生就無法體會到中國教育的現狀。
支教是否需要配套的教材?付靜認為沒必要,“如果支教也有配套教材,就把事情弄復雜了”。付靜認為,支教不可避免會出現各種問題,支教團隊應該與當地教育機構進行溝通,提前做好溝通,告訴學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付靜說,認為支教本身不是價值取向的問題,大家的出發點是好的,只是表現的形式不同,大學生支教志願者應該入鄉隨俗,對當地文化進行了解,當地也應該把擔懮的情況提前溝通。學生如果要到山區學校進行短期支教,重點是要科學組織,一般學校都會配備帶隊的老師,學生也需要攜帶調查問卷。支教學生應該提前准備講課的內容並查閱資料,這樣纔能保證支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