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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中老師史金霞的課堂外走過,總能有些不一樣的發現:正在上課的教室裡會傳出咿咿呀呀的黃梅戲,抑或是左小祖咒的歌曲《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旁》,正值青春期的學生會跟著老師一起哼唱蔡依林的情歌,他們甚至會大聲地爭論:“早戀是個偽命題,愛情不應該有年齡限制”……
可以談古論今,甚至“談情說愛”蘇州星海實驗中學這名語文老師,把自己的語文課定義為“為教育正名,為語文松綁”。
“現在普通讀者有一種心理,就是看語文課本出丑,然後罵幾句,但是何去何從,很少有人認真思考。關於語文課的謊言,現在已經成了飯桌上的笑料了。”史金霞說。
年近40歲的她卻想做“嚴肅討論價值原則的人”,用自己的力量為語文課帶來變化。她把自己摸索出來的這套課堂模式寫進了《不拘一格教語文》中。
這本鮮活的一線教師課堂記錄,不僅打動了來自蘇州、湛江等地的許多學生家長,也重新點燃了業內對於語文教育話題的又一輪反思。在各大教育類網絡論壇上,許多同為語文教師的“戰友”們在讀過此書後“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讓學生這只鳥兒,從語文應試教育的籠子裡飛出去?
很多固定我們靈魂的工作,事實上是從語文課開始的
和史金霞一樣,作家蘇小和曾經也是一名語文老師,“捏著粉筆頭,帶著孩子們總結段落大意,歸納中心思想”,回想起那段教書經歷,這位作家想到了四個字:“度日如年”。
很多語文教師對這種感受都不陌生。史金霞的同事、語文教師劉會一度認為,教語文的自己不過是一個“高級文字搬運工”,從網絡上搜羅課件,對照著教學參考書的答案,然後站到學生面前復述一遍。
“那麼多標准答案,要把孩子們訓練成統一的面孔,統一的發型,統一的贊美,還有統一的悲傷。這種固定我們靈魂的工作,事實上就是從語文課開始的。”蘇小和說。
在史金霞看來,現在很多語文課其實是一項體力勞動,機械地重復、積累,不致力於培養人,而致力於“制造”產品,“這不僅不能使人心向善,反而在加速人性的墮落”。
而她理想中的語文課,應該“成為學生的夢想和快樂的期望,成為思考開始的地方,成為心與心融會交流的家園”。
原本,一篇《西廂記》的《長亭送別》節選只是一段列入考試項目的文章,史金霞的課卻將這段折子戲變得有滋有味。上課時,這位喜歡音樂的老師不僅用上了黃梅戲的《西廂記》選段,還融入了鄧麗君的《路邊的野花不要采》,阿牛的《桃花朵朵開》以及劉若英的《分開旅行》……
聽著歌曲,對照著課文,這名語文老師帶著十五六歲的學生們思考:鶯鶯是不是在擔心張生“移情別戀”?在不同的時代裡,女子在愛情中的地位有什麼變化?
“所有的教學目標,都可以被糅合在這麼有趣的課堂形式當中,不知不覺、細水長流、水到渠成地完成。”江蘇揚州中學的語文教師王舒成這樣評價。
而史金霞對“小溪”的選擇沒有禁區。最近,她看中了美國電影《媽媽咪呀》,打算拿來作為一個熱門話題的由頭兩性。在她看來,雖然這部電影講了一個“很八卦的故事”,但“內容非常乾淨”,適合讓孩子們面對這樣的話題。
“只要把學生的成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考量,不管教什麼內容,都會呈現出不拘一格的精彩”。史金霞希望自己的書能夠影響到其他同行,“敲開他們的門”,讓他們從為了應試疲於奔命的怪圈中走出來,“改變一個老師,會改變不知道多少孩子”。
這個時代做教師,如果你不肯遵循常識,不尊重真實,是會被學生恥笑的
和史金霞一起走在校園裡,很難判斷出身邊這位究竟是不是老師,因為時不時會有迎面而來的學生笑著跟她打招呼:“嘿,霞姐!”
他們的“霞姐”個子不高,穿上高跟鞋身高纔和她上初二的女兒差不多,頂著洋娃娃一樣的大波浪卷發,在隨處可見帶眼鏡的人的校園裡,她總用一雙圓圓的大眼睛看著學生,叫著學生們的外號。
“我記不住學生的成績,也從來不去記,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學生們寫來的隨筆。”隨筆幾乎是史金霞的語文課唯一的作業,在這裡,學生可以暢所欲言,寫書摘,寫影評,甚至記流水賬,唯一的要求是“真實”。
“我最喜歡改作業了,這就是在讀青春故事。”史金霞邊翻看學生們的隨筆邊笑著說。
這其實就是一個師生交流的紙質平臺。在這裡,學生寫的大都是“不能跟父母說的話”最近喜歡看什麼電影或者電視劇,暗戀的同學有什麼新進展,甚至還有學生直截了當地表示,“我真的很想喝酒”……
他們把心思一股腦兒寫給“霞姐”,而這位“知心姐姐”還會跟他們互動,幫他們出主意,聽他們的看法。
“作為過來人,我也曾經和學生一樣年輕,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史金霞說。
這位女老師對學生的體諒打動了同為老師的王舒成:“這本書對我的意義,最重要的不是教法的借鑒,而是教師的人格養成。”
讓他印象最深的例子是,當班上同學一起朗讀課文時,其中一位同學因為讀得很慢遲遲不能結束,史金霞沒有打斷他,而是一直等待他,直至這節課接近結束。
作為同行,王舒成一方面覺得這節課非常“奢侈”,因為沒有“講”什麼;但“細想其效果,則又非常驚人,同學們學到了尊重差異,學到了欣賞和包容,可能會影響有些同學一輩子”。
而除了體諒學生,更讓史金霞在意的是學生“智慧上的健康生命和健全人格”。她覺得,一堂好的語文課,“一定是對學生的一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課”。
這個19歲就登上講臺的女老師常常為自己感到遺憾:“在自己最好的年華,十七八歲的時候,求知若渴,沒人引導,讀了一大堆垃圾書。”
為了能夠讓自己的學生拓寬眼界,她專門給學生們列閱讀書目,其中不僅有司馬遷的《史記》,還有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奧威爾的《動物農場》、何偉的《尋路中國》、龍應臺的《目送》,以及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等等。
史金霞還給自己的閱讀課立下了“四要四不要”作為規矩:“要敢於提出自己的看法認識,要敢於提出異見,要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有根據的道理,要突現自己個性的智慧,動自己的頭腦,而不依賴他人。不要迷信書本、不要迷信權威、不要迷信老師,尤其是不要意圖在我這裡找到唯一的標准答案,我的觀點只代表我個人。”
在她的推薦下,一些高二的學生開始關注書本以外的大千世界,有人已經開始讀哈耶克的專著,也有人在看過《史記》後寫下了題為《我們該如何書寫“歷史”》的隨筆。在課堂上,學生們則會主動就毒奶粉事件展開討論,在隨筆裡寫下對奧巴馬執政理念的看法。
“在一方天地中的我們是被囚禁著的思想者,因為有敬畏,因為有約束,我們纔更應該思考。”史金霞的學生宋越在隨筆中如是說。
“這個時代做教師,如果你不肯遵循常識,不尊重真實,是會被學生恥笑的,學生會看不起這樣的教師。”史金霞說。“教師要摘下虛幻粉飾的眼鏡,恢復自己的常識判斷,養成批判思考的習慣。”
一位學生帶來史金霞的書,希望老師為他簽名題詞,而史金霞則寫下了自己對學生最大的期許:“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與自己願望大相徑庭的力量在步步逼近,而她在用自己的力量一點點反擊
可是,即便是在史金霞所在的中學教師辦公室,人們討論的仍然是另外一個重要話題分數。
作為同行,王舒成覺得,語文,以至於整個中學課堂,“對苦讀模式的認同和模仿到了扭曲的程度,是當今教育界的一種時尚、一種標杆,現實對大多數教語文的來說,是那麼沈重,以致於他們常常拖曳著鐐銬,忘記了跳舞”。
史金霞也遇到過這樣的尷尬處境。幾年前在一所民辦學校教書時,有一次學校的教研室進行調研,因為史金霞的課程幾乎從來不考試,她把一些學生隨筆和讀書筆記交了上去,結果,教研室回復,這不算數,他們想看的是學生的考卷和分數單。
同在應試教育前線的王舒成不禁發問:“史老師在書中營構了一個理想教育世界,那只籠中的鳥,在如今越發惡劣的教育環境下,真能自由飛去嗎?”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時常困擾著史金霞。在此前任教的民辦學校她曾遇到過一個被班主任批評得直掉淚的女生,被批評的原因是“看雜書”,結果她打開一看,正是自己推薦給學生的《蘇東坡傳》。
“我不能三年語文課都為了一個分數。我不想用野蠻的愚蠢的手段獲取分數,而且,比分數重要得多的東西,多得是。”史金霞說。
事實上,在史金霞所負責的班級裡,學生們的語文成績並沒有因為語文教師講課的“不拘一格”而受到拖累,因為“好玩”愛上語文課的學生們常常會拿到全校的最高分,而班級平均分也會在高考時拿到第一名。
視胡適為偶像的她把自己的這種堅持稱為“溫和的改革”,“與其跟體制決裂,不如多去推動它,改變它”。
“我相信教師這個群體並不是鐵板一塊。但是在這個體制裡需要生存,必須要先拿出環境想要的東西來向別人證明,我這個方法是對的,讓這種方法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史金霞說。
但是,與自己願望背道而馳的力量依然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而史金霞也在用自己的力量一點點反擊。
“生活有很多種,既然能夠站著把分數拿了,就不必跪著、趴著。”史金霞說,“我希望孩子們在最年輕的日子裡,能有一個最美好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