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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近日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超過20%的中國大學生從未在課上提問或參與討論,而有這一做法的美國大學生只有3%;同時,只有10%的中國學生經常提問或『很經常提問』,美國大學生則約有63%經常提問和『很經常提問』。
上述兩項數值差異明顯,不僅反映了中美兩國教育和學生的兩種狀況,也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現實。那中國學生的不提問是如何養成的呢?調查和分析稱,有些學生不願提問是怕自己提的問題很『愚蠢』。這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積極提問有可能帶來風險,如冒犯教師和官方結論、則得不到好成績等。
學生不願提問其實是不敢提問,這主要是不敢提出與教師和教材不同觀點的問題。在不少學校,尤其是人文和社科專業,有些問題是禁區,連教師都不敢觸及,更何況學生。一些高校的教師就曾對學生講,對於『板上釘釘』的問題,沒必要再去討論和提問,更沒必要作為研究課題和畢業論文選題。
所謂『板上釘釘』的問題,一是學界迄今已有定論的,二是有官方結論的。其實,『板上釘釘』的問題很多未必就是『板上釘釘』,一是它需要實踐和時間檢驗,二是新的研究成果和證據,可能會顛覆原先的結論。
不願和不敢提問的學生步入社會後,很可能成為不願和不敢多事的草民,即使從事科學研究,也會成為『沈默的大多數』。不願提出問題對於科學來說,是事物的客觀規律和真相長久得不到確切認識,由此阻礙科學成果的發現和應用,不利於科技造福於社會;於社會和文化來說,會阻礙真相的認知,造成民智低下,延緩人類文明的發展。
遠的不說,2003年中國爆發的『非典』,人們記憶猶新。當時,最高權威機構的權威專家提出『非典』的病原體是衣原體,建議用利福平治療,因為該藥對衣原體是特效藥。但另外一些專業人員通過研究認為,『非典』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可由於不敢冒犯權威,因此不敢提出不同意見。結果,不僅失去了首先發現冠狀病毒的機遇,還讓不少病患在『藥不對癥』的治療中病情惡化甚至死亡,同時引發公眾和社會更大的恐慌。
中國學生不願和不敢提問,這固然與性格和文化有關,但更與多年的教育有關。許多孩子從啟蒙之時(這個階段在中國由於被忽悠『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從幼兒園甚至胎教時就開始了)就被要求做一個聽話的孩子,要服從父母和老師,要遵法守紀,卻很少跟他們提及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比如言論自由,擁有選舉權、知情權,以及作為一個公民應當具有的民主、公正和平等意識。如此教育的結果便是,學生在學校不願和提不出問題;到了社會則成為順民或草民,既沒有自主性,更談不上創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公民教育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僅要求學生遵法守紀、勇於助人、與人為善,更強調一個公民要有正義、公平的意識,要懂得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是如何運作的,認識到權力的獲取和實施,應有正當性和符合倫理。只有這樣的教育,纔能鼓勵學生質疑,充分發掘其主動性和創造性,培養學生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從敢於提問的學生到合格的公民,纔是有利於個人和社會的成長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