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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在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下,如期落下帷幕。將時間依次位移到高考前一周、一個月、兩個月,甚至半年,我們不難發現,這場萬眾矚目的考試早已超越了其本身所能承載的意義。
從前幾年流行的師生考前集體燒香祈福、『狀元口服液』、『狀元內褲』、『狀元學習機』,到今年越來越博人眼球的『高考赤膊男』、『高考吊瓶班』、『狀元房』、『風水屋』,它們之所以能在高考前夕大行其道,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應試教育環境下家長、社會面對高考普遍焦灼的社會心理。殊不知,這些圍繞高考衍生的『高考經濟』產品,只不過是商家瞄准家長迫切希望孩子考出高分的心理,偷偷掘下的一個又一個促銷陷阱而已。它們既給考生正常應考造成了心理壓力,也會在很大程度上乾擾學校的正常辦學。
實際上,這種影響已由最初的中學階段,向上或向下傳導到了大學甚至小學。對於全國相當一部分大中小學來說,昇學早已成為它們不約而同的辦學目標,圍繞考研、考證、考級所生發的『考試經濟』正不斷侵蝕著學校的教育教學活動。
平心而論,『狀元房』、『風水屋』雖然能對家長的迷信心理起到一定的『精神按摩』作用,但它並不能給學校教育帶來福音,反而助推了原本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風氣,挾持著學校背離教育的本真,沿著單純追求昇學率的方向越走越遠。
當然,不管是殘酷而幾近殘忍的『高考吊瓶班』,還是家長寄予美好期待的『狀元房』、『風水屋』,以及一些地方盛大的送考儀仗隊,究其根本,還是受到高考社會功能的影響。今天的高考,作為一項國家制度而存在,其本質的社會功能仍然是社會腦體分工的一種手段。通過高考,人們可以進入高等學校繼續學習深造,獲得成為腦力勞動者的『合格證』,從而可能得到比落選者更高的地位、更優厚的物質待遇。這種功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高考對學生前途的巨大影響。
然而,在現行制度設計之下,有一個事實人們無法回避——那就是家長、社會越是關注中高考,越是用成人世界的思維關心孩子,孩子的壓力就越大,學校教育的自主性就越弱,與教育本質的距離就越遠。
因此,在高考錄取率早已超過70%的當下,在呼吁各部門擯棄給學生中高考提供各種『特保』的同時,我們更期待來年,整個社會能以更加平常的心態對待中高考,使學校教育回歸正途,還孩子們自由成長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