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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像結束印刷廠一樣結束學校”
2004年,學校終於辦起來了,周曉麗這纔發現,辦學校與辦康復中心,完全不是一回事。
康復中心是孩子治療時來,治療完走,工作人員每天固定時間上下班,更不需要承擔照顧托管的責任。但學校就不一樣了,除去治療,孩子們的吃喝拉撒睡,學校全要負責,還要盡量幫助他們學習。
僅教一年級的孩子們學會“1+1=2”這道題,周曉麗就用了整整一個學期,可是過了一個寒假,又全忘了;腦癱患兒通常兼有智障和情緒障礙,有強烈的攻擊性,有時還會自殘,為了讓孩子們明白“不能打別人”這個道理,周曉麗自己就不知道挨過多少次打;對於一些正常兒童再簡單不過的事情,比如如何吃飯、如何上廁所,這裡的孩子都要反復學習不知多少遍……
她坦言,雖然有部分收費生,但她辦這所學校並不為了盈利,她追求的是在康復中心時的那種成就感,然而這種成就感在學校裡卻消失了。很多次,周曉麗都自我懷疑:這麼小的事情我都教不會,還能把學校辦好?
2007年的一次事故,使她想把學校關掉。
那年,學校收治了一個家住浦江的八歲孩子,誰也不知道,這孩子有個驚人的本領——會開鎖。
一天清晨五點,護工突然發現樓道裡的門開著,趕緊清點人數,果然少了一個。周曉麗、馬飛、周華龍馬上兵分三路找孩子。
周曉麗負責往浦江方向找。她沿著公路,逢人便問,一直問到高速收費站,纔問到有人看到個孩子往浦江方向走。如今回想起來,周曉麗還會感到害怕,她說,她把車停在路邊,挨家挨戶打聽,看到丟棄的鞋子,路邊的池塘,心都嚇得砰砰跳,生怕有個意外事故在等著她。
孩子最終在當地派出所找到了。看到孩子那一瞬間,她的眼淚止不住地掉下來,周曉麗把身上能找到的錢,直往發現孩子的過路人手裡塞。
孩子找回來了,周曉麗卻覺得自己快崩潰了,她哭著對父親說,“我不想辦了,責任實在太大了,我沒有能力做好它”。
當初反對她辦學校的周華龍沈默了一會兒,問:“你考慮清楚了嗎?不要像當時停掉印刷廠那麼草率地決定。”
周曉麗被這句話觸動了。也許還可以再堅持一下,她想。
但自那以後,她幾乎沒睡過一個好覺,每天提心吊膽,最怕的就是半夜裡接到學校的電話,“如果孩子真丟了,可怎麼辦啊?怎麼跟家長交代啊?”
和任何非營利項目一樣,育智學校的另一個難題是經濟問題。
建校時,因為是針對腦癱智障患兒,周曉麗和當地殘聯達成協議,每名學生每學期殘聯發放2200元的補助,但由校方承擔每年10萬元的房租。隨著物價大幅上漲,生均補助在2007年時漲到了4000元。
然而到了通貨膨脹非常嚴重的2009年底,辦學成本也水漲船高了。房租已漲到每年35萬元,最便宜的大米,100斤也要130元,雞蛋的價格從每斤2塊多漲到4塊多……再加上老師和護工的工資、水電費,一年要100多萬元,全校還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學生由於家庭困難,周曉麗給予了減免學費的待遇。
周曉麗覺得每年搭進去35萬元的房租對家裡的影響不大,但如果還要承擔其他費用,“一兩年還行,長久肯定不行”。從小到大,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資金壓力。
剛好,有朋友拉她入伙一個小飾品生意,周曉麗覺得不需要耗費太多精力就答應了,沒想到,一年就賺了幾十萬。
“我隨便做點生意一年就能有個幾十萬了,真是的!”周曉麗開始有了牢騷,她跟丈夫抱怨,“你要是能做生意,沒准咱不用過這種日子呢。”又跑去跟父親說,“實在吃不消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
周華龍反過來說:“做事情本來就是這樣的,你自己當初選擇這條路時,就應該想到啊。”
她開始考慮,在最初的衝動和向往的成就感都漸漸遠去後,辦這個學校對於她來說意味著什麼。
思考良久,她的結論是:責任。家長們把孩子送到這裡,交給她的,是信任和托付;而她得到的,是付出自己的機會,是孩子給予的感情,以及全家人共同為一項目標努力的歸屬感。
她開始主動將很多小事放大為工作上的“成就”。比如,有的孩子剛進來時不會說話,幾年後,居然學會了加減乘除,周曉麗逢人就把這件事掛在嘴邊;有一個孩子,因為很擅長做手工,從學校畢業後,居然成了一家企業的正式員工,這雖是近千員學生中的唯一一個,周曉麗還是很自豪。
“我不想在那個位置,自己也沒在那個高度”
周曉麗毫不遮掩,她並不像有人報道的那樣,達到了那種“捨己為人”道德高度。她做這件事,最初是為了弟弟和丈夫,後來只是順其自然,或許,多了一份堅持。
她反復解釋,她對這件事也是有底線的:不能影響家裡人的生活,也不會無止境地倒貼。“我沒有那麼高尚。我也很現實。”周曉麗多次強調,“不要把我拔到那個我上不去的高度。”
另一個她堅持的原則是,經濟再困難,也不接受來自社會和企業一分錢的捐贈,“咱沒精力搞監督,別到時候說不清楚。”
秦元秀,之前是彩印廠的工人,關廠辦學校後,她留了下來,現在主要幫助周曉麗做學校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她眼裡,做買賣時“連5毛錢的利潤都會討價還價的”的周曉麗,辦學校時,“心腸軟得根本不會拒絕別人”。
育智學校也不是無條件接收患兒。周曉麗定的標准是:七歲以上,不能有太強攻擊性,患病程度以學校能夠照顧生活起居為宜。可一旦家長又哭又求,周曉麗就無法應對。曾經有個重度智障兒,除了吃飯,連上廁所都不知道,周曉麗把這個孩子送回家長身邊,家長哭著求她,她狠不下心,只好又帶了回來,六年來,盡量保證孩子不離開她的視線,以免發生意外。
多年來,周曉麗和馬飛很默契地分好工,按照性格特點,女主外,男主內。
每天早上七點多,馬飛就到了康復中心幫患兒按摩,這樣一直站著忙到下午,除了哄哭鬧的孩子,很少說話;而周曉麗負責跟每個家長溝通孩子的病情,和孩子們聊天,照顧他們生活……患兒家屬都覺得這兩口子特別實在,不說廢話,看出來是一門心思想把孩子治好。有時候他們還強調,“我們沒有那麼神”,周曉麗說,“我們也覺得自己能力不夠,如果沒有效果,不想浪費人家的希望。”
這些孩子的未來,是最困擾周曉麗的事。幾年前的暑假,學校裡有幾個十幾歲的女孩回家受到了性侵犯,但她們連這是侵犯都不知道;多數孩子成年後不再在學校,只能回家。
周曉麗曾嘗試幫助孩子們學會一門能自食其力的手藝。三年前,她托朋友找到了附近做假花的工廠,讓年紀大的孩子在學校裡幫忙做假花。堅持了半年,工廠就拒絕續約了。因為這些孩子最長只能堅持半小時的工作時間,無法按期交貨,遇上急活,更沒辦法。
周曉麗也能理解。“以前我也是做生意的嘛,不能拿自己的產品開玩笑”。她最新的打算是,要在今年下半年到北京專門學習公益組織如何組建工療站。
周曉麗最害怕媒體,一是反感“富二代”的標簽,二是她一直過著簡簡單單的生活,不喜歡被關注和打擾。
但她又不知該如何拒絕,有段時間她把手機放在秦元秀身上,自己躲出去。但有的記者一直在學校等她,她知道後,心裡又感到愧疚。她還想到一個對策,告訴來訪者,“我可能馬上就不乾了,隨時會結束學校”。她希望這樣一來別人就喪失對她的興趣。
大多數時候,她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快樂,“我周圍做生意的朋友,看到的都是社會陰暗面,憤世嫉俗的,生意談不下來,單子被搶走,焦慮得很”。
偶而,她也會抱怨工作很辛苦,但她在內心深處,還是保持了最初選擇這條道路時的單純和質朴,她很自豪自己排遣不愉快的方式別人都沒法實現,那就是穿一身漂亮衣服,然後去學校,等著每個見到她的孩子對她大喊:“周老師——你好漂亮啊!”
“就這樣,所有不愉快都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