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雲"客戶端 |
|||
圈內的朋友小聚閑聊,三句話不離本行,不知不覺間又轉到對大學教育的評論上。記不清當時大家都談了些什麼,只有一句話印象深刻且頗有同感,那就是:中國大學什麼都變了,唯獨教學似乎還是老樣子。
這話未免有些誇大其辭,可你若真正走入校園、走進教室、走近師生,不難發現,教學正在改革,但力度還應再大些。
面對錢學森之問,人們在探尋、在求解。近些年來,政府和高校采取許多措施致力於促進教學改革。比如教育思想大討論、大學素質教育、教學質量工程、高校教學評估、優秀教學成果獎勵等等,不一而足。但實事求是地評價,這些措施作用很有限,並未帶來教學實質性改變。
上述改革,其理念不可謂不先進,思路不可謂不清晰,方向不可謂不明確,措施不可謂不具體,但為什麼實際效果欠佳?我認為,關鍵在於缺乏強有力的激勵機制和手段。由於激勵不足,教學改革未能真正調動廣大教師的參與熱情和能量,教師隊伍中,安於教學現狀者多,主動改革者少。
現行的教學改革激勵多局限於自上而下的倡導、號召和動員,輔之以一定的項目支持和必要的獎勵,但總體上看,受益面過窄,激勵程度過低,教師從中直接得到的實惠不多,教學變革大受影響。要知道,教學改革艱巨復雜,需要廣大教師的充分投入。
以教學內容改革為例,涉及先進性、適應性、發展性和實效性,需要教師花時間和氣力去研究和實踐。而教學方法改革比內容改革更難,需要的投入也更多,並且不能保證改革一定成功。
一方面,教學方法本身是一門學問,需要專門學習和研究,至於方法創新更非易事,必須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和心血研究設計並長期實踐。
另一方面,如果教師預知教學改革沒有相應的收益支持,則一般不會啟動這項工作。這也是為什麼長期以來教師不想改、不願改和不敢改的深層次原因。
教師明知單純講授灌輸方法不好,卻一直抱緊不放,因為這種方法對教師而言具有最大的經濟性、簡易性、可控性和方便性,他們最熟悉、最省力、最善用。
換言之,講授法是教師以最小投入就能夠保持自己現實收益或至少不會損失的有效方法,而要改變單純講授法,實行方法創新,如啟發式講授、討論法、案例分析法、問題教學法、探究發現法等,則教師必定要消耗大量額外時間和精力。
因此,在收益相同的條件下,教師會理性地比較哪一種教學方法更為經濟、省力、投入更少、成本更低或者更加劃算。這裡面涉及到教師對投入和產出、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權衡評判問題。只有當收益改變並足以起到激勵作用時,教師纔願意嘗試變革。
“投入——產出”或“成本——收益”理論適用於解釋和指導教師教學改革。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經濟人假設適用於每一個人及其每一種行為。教師在改革時,不可能僅僅出於職業責任倫理或者機械響應國家號召,也不可能單純為了滿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而更多的出於效益考量。有了這樣的理論前提,政府和高校在制定政策時,就必須充分考慮激勵的適用性和有效性,使政策更好地激發教師教學變革的意願和行動,並使投身於教學變革的教師普遍能夠得到最大收益。這種收益可以是工資等待遇的提高,也可以是學術聲譽的提昇。當然,政治和社會待遇的給予也是必要的手段。
由於教育經費供給量總是有限的,不可能大范圍、大幅度地絕對提高教學變革者的收益,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通過改變現有教師待遇分配結構來推進教師的教學改革,即把教學改革及其成效與收益掛鉤,拉開教師間收入差距,讓那些善於改革且取得實效的教師,待遇因此明顯高於那些不改革或教學效果不佳的教師。這符合多勞多得、優勞優得的原則,也彰顯了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的精神。
應改革高校教師職稱評審制度,改變教授副教授評定條件和任職資格,甚至可以改變其性質,使教授副教授所代表、所指謂和所反映的是教師教學水平和育人質量,而不是通常人們認定的主要反映教師科研質量和學術水准。讓社會知道,教授副教授首先是教師,是教學高水平的教師,教授副教授不是為教師科研設定的,而是為其教學設定的。如果這樣,將有利於根本上改變高校教師重科研輕教學、重知識輕育人的局面。( 作者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教授、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