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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著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帶領下,一批來自教育界、科學界的專家學者圍繞著創新話題聚首北京,參加首屆『創新中國論壇』,並各抒己見,希望破解『錢學森之問』,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培養創新型人纔的道路。
有多少導師能一對一地培養學生李政道先生最近一直在思考困擾了中國學術界一年多的問題:錢學森之問。
『什麼樣的模式真正能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纔呢?要找到這個答案我們可以問錢先生,看他的建議是怎樣的。』李政道說。他仔細梳理了錢學森的成長之路,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培養創造科學和發明技術的人纔需要如錢學森先生和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導師馮·卡門教授一對一的精英教育。
這個一對一,並不是一個老師教一個學生,而是一個老師教兩個學生、3個學生。以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為例,大學生與教授研究員的比例是平均兩三個學生就有一位老師。而李政道自己就是這種精英教育的受益者。
上世紀4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李政道師從諾貝爾獎獲得者、第一座核反應堆的設計者、著名物理學家費米教授。盡管費米教授當時非常繁忙,可是不管有多忙,每星期他都要花上半天時間給李政道做一對一的教導。
1948年,李政道的同學Maria Mayer作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學術報告,報告內容是關於不同原子核的能級,報告試圖解釋為什麼會存在一些神秘的穩定數。在報告將要結束的時候,費米問這個同學:有沒有什麼現象可以表示出軌道自旋相互作用的存在?這個問題導致了Maria Mayer在幾個星期之後的另外一個學術報告,以及她在這個課題上的第二篇文章。正是這個研究讓她獲得了196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這完全是引導。他讓你知道,雖然這不是你研究的問題,但你可以解決它。這影響了我一生:遇到問題我就會想,費米老師會怎麼樣。』李政道說,『要創新,需學問,只學答,非學問。』
可是,在國內高校,這種理想的狀態很難出現。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最近3年在內地大學任課,他得出一個印象:很多教學者都很忙。
張信剛說,因為他們出名所以就要帶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願意投到他的名下。但他們時間有限,只能把自己的學問分成很多塊給學生做。比如28個學生就28塊。28塊拼成一個圖畫在老師腦子裡,但是對做論文的學生而言,拼第7塊和拼第26塊的人是不接觸的。『這樣學生的發展就超不過老師,那麼,社會怎麼進步呢?』他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