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他們拿錢了，也是高尚的”

　　學校一年的運營印證了燕兆時的想法。兩個學期，學校虧損近十萬元。這些錢，多數由他補上。

　　給老師漲工資，就得繼續賠錢。不過，學校12名全職老師的工資還是漲到了每月1600—2000元。此前工資在千元以內。

　　在這裡，談錢，是件很敏感、很尷尬的事。

　　燕兆時卻因擔心別人誤會而更想說清楚，接手這所學校，不是為了錢。

　　“進賬就是學生一學期600—700元的費用，支出能算明白，房租8萬元，再加上工資、校車費、文具費、人工費。”燕兆時生怕別人不相信似的，又補充，“真想賺錢我還做原來的工作，這樣的學校，能壓榨出多少呢？”

　　這樣的學校，在北京五環外的六裡屯村。

　　8月10日下午1點多，安靜的小院裡，北邊是落滿灰塵的8間教室，塞進200多個學生後滿滿當當，其中一間還沒有屋門。房頂是一層彩鋼板，冬冷夏熱。

　　王海龍一個人值班，剛剛吃完一包煮過的方便面。

　　這個28歲的山西小伙，一年前來到這裡，和其他幾個人幫著燕兆時管理學校。

　　說是管理，實際上他是個不折不扣的“一等雜役”。

　　“給食堂買菜，開校車接送學生。”王海龍的另一個身份是格桑花西部支教公益組織的成員，“去西部支教路費太貴了，在哪兒不都是支教嗎？”

　　“我們5個人一分錢都不拿，純粹是義務幫忙。”這句話，他說得很平靜，“李娟老師是今年初辭職來上課的，魏老師家人以為他還在證券公司，郭老師也是全職義工。”

　　在博客裡，燕兆時不止一次感謝這幾個不需要回報的人，因為他當面說不出口。但這讓他更有壓力。

　　“他們本可以過得比現在輕松，去享受生活或從事高薪工作。但當初不伸援手，這個學校就不存在了。”

　　說不出口的感謝，還送給拿工資的老師，比如說“燕京小小”。

　　“燕京小小”是辭掉原來工作來學校的，盡管這點工資還不能解決北京城最基本的生活支出。

　　“這裡的工資待遇是我所做的工作中最低的，工作環境也是最差的。”很奇怪，“燕京小小”自己也說不清楚是為什麼，“只想在這裡多做一天，看到孩子們因為我的存在而開心”。

　　燕兆時堅持認為，很多拿工資的老師也得養家糊口，他們選擇這個學校，就是奉獻愛心。

　　“給你這些錢，你願意來做嗎？既使他們拿錢了，也是高尚的。”

　　“長大後想推銷啤酒、開小鋪、當保鏢”

　　困擾燕兆時的，並不只有學校的生存窘境。

　　每天早上上課前，燕兆時會召集200多個學生召開十分鍾左右的例會。“最費口舌的，是希望孩子們能夠找到自信，並認識自己。”

　　學生們漸漸長大了，可他們的理想卻在褪色。這讓燕兆時有時感覺到無力，他只能不厭其煩地開會，不住嘴地說。

　　比如說，面對“長大了做什麼”的問題，一、二年級孩子的回答和普通孩子沒有區別：當老師、當科學家、當老板、當縣長……豐富而多彩。

　　而到了五、六年級，孩子會說，自己長大後想推銷啤酒、開小鋪、當保鏢。

　　這樣的變化，讓燕兆時很意外。可想了想，他又覺得很正常。

　　“因為他們已經長大了，理想和現實掛鉤了。他們周圍都是底層打工的窮人，被周圍環境改變人生觀，這是必然的。”燕兆時覺得很悲哀，“十來歲的孩子，不認為自己能做得更好，能當大老板，能考上清華北大嗎？”

　　可是，他和孩子們聊天時，聽到的卻是，“他們認為推銷啤酒比做保潔更好，因為可能他姐姐就是做這個的。他們知道，姐姐成不了科學家，所以自己也不可能。”

　　很快，燕兆時發現還有更悲哀的事情。

　　有的孩子很聰明，如果努力，將來會考上重點大學。學校老師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孩子家長。

　　家長聽說後很吃驚：髒兮兮的孩子，怎麼可能？我和他媽都是沒學問的，他這樣的，過幾年就該去打工了，怎麼可能讀書呢？

　　顯然，大多數家長並不具有指導子女成長的能力。在這所打工子弟學校裡，孩子需要更多的引導。

　　所以，半年前，這所學校的名字悄悄變成了“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

　　燕兆時的理論是：當你把一只天鵝放到鴨子群裡，周圍所有人都認為你是鴨子，並且是最丑的鴨子。時間長了，你也會認為自己就是一只鴨子。

　　“我們想讓孩子們認為，你本來就是小天鵝。”

　　和學校名字一起變化的，還有上學費用的減免。

　　剛剛結束的這個學期，燕兆時用此前一直給貧困學生減免的費用，設立了兩萬多元的“燕京小天鵝獎學金”，並通過這種方式“還”給他們。

　　“同樣的事，一定要換一種方式去做，你不能讓孩子們覺得，這是在施捨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