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何為區域和學校作“健康體檢”

　　上海新課改的縱深推進對處於十字路口的評價改革走向產生巨大的影響。撇開新課改本身所倡導的評價理念，能夠在學生學業成就評價改革中產生最大引導和規范作用的或許就是課程標准的出臺。如果學業評價與課程標准間不能建立有意義的聯系，必然導致課程標准無從落實。因此，基於標准的學業質量評價就是一種必然選擇。

　　上海盧灣區瞿溪路小學開展的“基於課程標准的教學”項目，就是關注質量評價與課程的相互促進。

　　2006年，就在社會上討論小學語文教材“厚了還是薄了，深了還是淺了”比較激烈的時候，瞿溪路小學參與了市教研室主持的課題“小學語文課程有效性實證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試點內容就是從一年級入學開始，嚴格基於課標的“零起點”教學。校長孫鳴軍要求教師們嚴格做到“不隨意拔高教學目標、不隨意加快教學進度”等，騰出來的時間用以重點培養學生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並逐漸豐富拓展型課程。

　　這樣的要求說說容易，但真的要堅持做5年實屬不易。在此過程中，教師們有過懷疑，甚至不相信、打退堂鼓。尤其是探索開始的第一年，教師們悄悄拿來其他學校的試題讓學生測試，結果成績很不理想，許多教師懷疑這樣下去自己的學生不就吃虧了嗎？直到學生昇到四年級後，在全區的一次統測中，學校語文成績從以往的墊底位置飛速提昇到良好，讓大家為之一驚。

　　該校參加教育部教育質量監測獲得的數據更有說服力。這個監測涉及多門學科，瞿溪路小學參加的學生正好是經過一輪試點的學生，結果從以往沒有A級別的學生到現在A級別30%、B級別70%，消滅了C和D兩個級別，而且還為區域內輕負擔的指數貢獻了多個百分點。這說明語文嚴格按照課標教學之後，形慢實快，因為有了額外時間後，教師更加關注學習習慣的培養和方法的掌握。這樣的能力一旦形成，自然會從一門學科遷移到其他學科上來，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這屆學生的數學和英語成績都明顯提昇。

　　評價得出的數據讓校長和團隊都有了改革的底氣。“對於我們這所農民工子女比例佔70%的普通學校，30%的優秀率和70%的良好率已經說明了教學質量的高水准。我們不能去一味追求優秀率的提昇，而應該堅定信心，在繼續嚴格按課標教學的基礎上，給學生更多個性化教育的空間，發展能力，激發潛能。”孫鳴軍說。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綠色指標”是基於課程標准的學業質量測試與背景問卷相結合的評價。“綠色指標”的測試科目包括小學語文、數學，中學語文、數學、英語和科學，測試不僅包括學生在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方面所達到的水平，還包括搜集處理信息、自主獲取知識、交流與合作、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

　　等核心素養。同時，它還使用學生、教師和校長問卷對學生學習背景信息、教師教學相關情況及學校管理相關內容等進行調查。其中，學生問卷包括學生基本情況、學校環境、學習壓力、師生關系、學習動機、自信心、學習方法等；教師問卷則包括教師對課程、學校管理的看法，教學策略和方法，面臨的困難等；校長問卷則包括學校硬件條件、校長辦學理念和教育觀、校長的學校管理方法等。

　　“綠色指標”測試的命題也有著規范、嚴謹的程序。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徐淀芳告訴記者，依據標准編寫3倍於正式測試需要的試題；組織約3千名學生參加試測；數據組對試卷進行分析並反饋給各命題組；命題組進行調整，形成正式卷和備用卷；聘請教師對試卷的題量、難度進行評估；進行實測，了解試卷難度、題量和新穎程度；聘請省級考試院的專家對試卷進行評審；依據專家、教師、學生的反饋意見進行調整。

　　徐淀芳還向記者闡述了如何對結果進行分析與解釋：主要從六個方面進行，比如關注學生學業質量的縱向發展變化，學生學業質量的差異(區域、學校、班級)，研究影響學生學業質量的不同因素，關注學生學業質量及其相關因素的歷史縱向解釋等。

　　事實上，在過去8年中，上海部分學校和區域的評價改革實踐已經對日常教學改進和質量提昇產生了積極的導向作用。

　　例如，在靜安區的學校裡，正在悄悄地發生著這樣的變化：“教學→檢測→分析→改進”成為學校教師的自覺行為，教師能明智地運用數據來改進教學，從而實現有針對性的教學，學校內部已建立或正在建立起“檢測→分析→改進”的循環，運行於日常教學活動之中。

　　更重要的是，該區教育局長陳宇卿認為，在靜安，已經有了一種教育價值認同：單一的學業成就不能全部衡量一所學校在對改變學生內心世界過程中所作出的貢獻，如果一所學校真正能通過不同教育方式對不同起點的孩子起到推動作用，那就可以判定這是一所優質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