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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型偉:在教育世界裡活了兩輩子
呂型偉85歲時家中留影。
7月17日,上海華東醫院。著名教育家,原上海市教育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呂型偉完成了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所有使命,安靜地離開了,享年95歲。
獲悉呂型偉過世的消息,上海市教委巡視員尹後慶十分悲痛,當年呂老提攜後生的情形又一幕幕地出現在眼前。他飽含深情地寫下了這樣一段緬懷呂老的文字:“他是一位把人格魅力、生命感悟和精神追求完臻地糅合成教育叡智的世紀老人。從獨自橕起一所鄉村學校到運籌跨越世紀的教育變革,他始終在寬廣的現實背景和歷史跨度中,用思想引領實踐,用行動把握未來。”
呂老是一位豁達寬廣的人。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每每精神矍鑠地出現在大家面前,並思路敏捷地引領著教育前行方向的時候,大家都會感慨:一位耄耋老人的思想為何如此前沿?而呂老也總是風趣地回答大家:“我是擁有兩次生命的人,70多歲時突發腦溢血後,醫生從我的腦袋裡‘放了血’,被‘洗了腦’之後的我出現了一連串的‘新現象’,黑頭發長出來了,老花眼不見了,吃得下、睡得著,仿佛回到了年輕時代。”話音剛落,全場掌聲,大家在感佩中寄托著無限祝福:“願您在教育的世界裡,精彩活上兩輩子”。
傳奇的教育人生
呂型偉常語出驚人,他常說:“人雲亦雲不雲,老生常談不談。否則怎麼出思想、出人纔?”
1918年,呂型偉出生於浙江省新昌縣大明市鎮藕岸村,父親早早去世,靠母親一人維持生計。但這位鄉下母親卻非常有眼光、有見識,她咬緊牙關也要供孩子讀書。
8歲,呂型偉入小學;13歲,考取了浙江省新昌中學。他從小就喜歡閱讀,讀中學時,校長見他喜歡讀書,乾脆就把學校圖書館交其管理。於是,他幾乎是在圖書館裡度過了自己的中學生涯。
“那時,我們不想考高中,我們想到蘇聯去,1935年看到鄒韜奮寫的《萍蹤寄語》,我一看,世界上還有那麼一個好地方,三個人說好了,找個工作籌點錢,從新昌步行到蘇聯去。於是我去辦了一個小學,那時我17歲。”
17歲的呂型偉纔初中畢業,就只身一人來到白岩村的山溝裡,經過挨家挨戶地上門宣傳,居然招到了81個學生,借了一座破廟作校捨,辦起了白岩小學。學生最小6歲,最大的18歲,比呂型偉這個當老師的還大。呂型偉說:“是我辦的,我就當上了校長,但是這個校長是沒人可以領導的,就是我一個人,校長我當,教師也是我當,燒飯也自己燒,打鈴也自己打,就是這樣一個大校長。”
一年以後,呂型偉終於明白走路去蘇聯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感覺自己這個娃娃校長當得也不太像樣,於是有了進一步求學的念頭,但教育救國的思想卻深深地紮下了根。
“我的經歷中唯一與眾不同的一點,就是先當校長,後當教師。”1946年呂型偉大學畢業,來到了上海,他在地下黨開辦的省吾中學教書,並加入了共產黨。
上海解放後的第三天,呂型偉奉命與教育家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國民黨勢力很強的市東中學。當時,全市有26所公立學校,其中市東中學的政治情況最復雜。校長姜夢麟是國民黨上海市三青團的頭面人物,每天坐著黑色汽車威風凜凜地出入學校,保鏢帶著手槍跟在後面。
後來,姜夢麟投降,但國民黨不少骨乾分子依然隱藏在師生中伺機作亂。6月30日,段立佩、呂型偉正式上任,接管大會開得很順利,那天呂型偉穿了一套西裝,坐在底下的師生都很詫異,為什麼共產黨派來的校長沒穿軍裝呢?誰曾想眼前這位校長可是從浙江大學師范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年僅30歲的呂型偉早在14年前就當上了校長,只不過那時是自封的,現在可是陳毅市長任命的。
當進步力量逐漸控制了局面之後,就開始公開建團、建黨,要求進步的學生越來越多,上海的中學中最難攻克的國民黨堡壘被完全攻克,獲得了新生。
上世紀50年代是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呂型偉沒日沒夜地搞教改,抓質量,親自上課示范。當時因為學校容量有限,為了讓更多的勞動人民子女上學,呂型偉費盡心思,創造了一種“三班兩教室”的辦學模式,就是用30個教室招收45個班級的學生。每個學生一周有兩天全天上課,另有4天是半天上課半天活動,這樣既能用足校捨,又能保證教育質量。結果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廣,全市在不增加校捨的情況下,多招收了近1/3的學生。呂型偉在市東中學當了7年校長,使這所學校成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幟。
呂型偉回憶說:“我的學生統計起來大概上萬吧,有兩點:第一,我還沒發現在‘文革’中上竄下跳的學生,第二,到現在為止,我還沒發現成為腐敗分子的。我培養的學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實實在在做事。”
當校長出了名的呂型偉1956年起被調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市教研室主任、普教處處長,一直到副局長。有人替呂型偉打抱不平,這麼有纔乾的他為什麼官沒有做得更大些?有人說他生不逢時,因為“文革”結束時呂型偉已60歲了,也有人說他個性太強,得罪了不少人。呂型偉自己卻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運動,我倒是有機會一直在搞教育改革,這反而好,我首先是個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員。他深入基層培養教師,手把手地輔導他們,像於漪、高潤華、袁榕、倪谷音等這些全國著名的教師、校長,都是呂型偉發現並一手培養起來的。
呂型偉常說:“我這個人喜歡動,在位的時候也喜歡往下跑,辦公室不太坐的,走到哪裡講到哪裡,在大大小小會議上講話,人家也喜歡我講,講真話、實話,不講官話、套話,講的都是業務上的事,所以我覺得我是個業務乾部,不是政治乾部。”
呂型偉喜歡說話,忍不住就要表態,他說話有人愛聽,也有人不太愛聽,因為他常語出驚人。他常說:“人雲亦雲不雲,老生常談不談。否則怎麼出思想、出人纔?”
“文革”結束以後,中國教育迎來撥亂反正的“春天”,百廢待興。1978年冬,呂型偉以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的身份到法國訪問,以後接連去了日本、美國考察。國外先進的教育教學理論和技術拓寬了呂型偉的眼界和思路,他把課堂教學稱為傳播知識的第一渠道,將課堂教學以外的信息渠道稱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應該並重,於1983年發表一篇題為《改革第一渠道,發展第二渠道,建立兩個渠道並重的教學體系》的文章。
文章發表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從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領導公開表示反對。呂型偉又寫了一篇《再論兩個渠道》,寄到教育部主管的理論雜志《教育研究》。主編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請示刊物主辦單位中央教科所的所長。所長看了後說:“老呂是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我也是副會長,我沒有資格審查他的文章。”主編只得又將文章送給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長,副部長覺得文章沒有錯,但不便表態。繞了一大圈,最後主編狠狠心:發!文章一發表,立即引來一番爭論。
當時,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學生念的是一樣的教材,考的是一樣的題,叫做“一綱一本”,下面無權改動。呂型偉覺得,中國各地發展極不平衡,用同樣的課程和教材來教,又用同樣的考題來選拔,顯然不科學。當時他擔任全國教育部課程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在一次討論全國課程教材的會上,他正式提出了“多綱多本”的主張,當場就有人反對。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據理力爭。最後達成妥協:搞“一綱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統一大綱,在大綱指導下可以編多種教材。
但新的問題又來了,教材可以自己編,但高考還是全國命題。如此,新教材怎麼編?編了誰敢用?呂型偉為上海教育作出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想方設法爭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試權。到2002年,上海獲得高考獨立命題權17年之後,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題的行列。至2006年高考,全國共有16個省市試行自主命題,佔居全國省份的半壁江山,“全國一張卷”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呂型偉敢為人先、敢於探索的精神,在中國教育界有口皆碑,正是其開放且包容的胸懷,剛毅且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有力地促進了上海乃至全國教育的發展,可以說上海的教育史銘刻著呂型偉濃厚的個人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