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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國:廣東在異地高考問題上有巨大壓力,所以通過必要的限制,通過設定一些條件來調節人口流動,逐步滿足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教育要求,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
南方日報: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央把異地高考的政策制定權下放給地方,有推卸責任之嫌。
袁振國:我們國家的教育體制采取分權制,以地方為主,由於各個地方條件不一樣,因此必須根據各地的承載能力和社會發展實際需要來決定。
在實施異地高考政策的同時,中央也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來幫助和支持各個省份。比如對北京、上海、廣東人口比較聚集的地區,中央承諾,不因為放開高考政策影響到當地高考的錄取,還承諾會給當地增加名額,保證名額不會減少。
另外,財政部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對於隨遷子女人口特別多的地方,通過補貼或減免稅收給予幫扶,據我所知,廣東就在異地高考問題上得到了一定的轉移支付。
湯貞敏:對於廣東這樣承受巨大壓力的省份,實施異地高考政策,促進教育公平,我們一是希望從國家層面能有一個系統性的政策設計,以使相關問題得到比較合理的解決;二是希望各級政府制定實施教育改革發展規劃要充分估量隨遷子女平等受教育權落實的問題,努力掌控好教育資源配置,爭取教育改革發展的主動權;三是希望在所有基礎教育學校(含幼兒園)規范化、標准化、現代化建設上用同樣的指標體系來衡量,在考試招生、入學去向等方面實施公平公正的政策,加強督導評估。
南方日報:這幾年,教育界一直討論,解決隨遷子女受教育問題能不能采用教育券的辦法,讓錢隨人走。
袁振國:用教育券的方法基本不可行。因為生均經費在不同地方不一樣,像寧夏、四川,人均教育經費可能只有1000多元,但廣東人均經費可能要1萬多元,用教育券把錢帶過來,根本解決不了地方的問題。另外,師資、校捨、設備、土地等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教育券會增加很多的麻煩,也解決不了大問題。
談廣東考生讀好大學難
增重點大學在粵招生比例
南方日報:今年廣東高考人數達到73萬,躍居全國第一。有統計顯示,去年,廣東學生的一本錄取率只有約6%,是全國最低的省份之一。預計今後幾年,廣東考生讀好大學競爭越來越激烈。對於解決這一難題,您有何建議?
湯貞敏:廣東的高考生源跟大多數省(區、市)的生源趨勢有很大不同。大多數省(區、市)生源四五年前已呈下降趨勢,廣東多年來一直處於上昇勢頭,估計要到2016年纔會改變。
解決這些難題,我們一是期待國家有關部門支持廣東豐富和發展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在現有高校基礎上加快建設若乾所高水平地方大學;二是期待國家有關部門在本科招生計劃、研究生招生計劃上充分考慮廣東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源的實際需求,給予充分傾斜,並在全國引導更多高水平大學投放更多的招生計劃到廣東;三是期待有關部門從廣東的生源趨勢、學生興趣和廣東高校的辦學條件辦學能力等方面充分考慮進一步提高高考總體錄取率,尤其要注意調整優化本科錄取批次學校結構,增加省內一本錄取院校。
袁振國:廣東的高考名額,特別是高水平大學名額確實偏少。解決這個問題有多種途徑,一是國家應該調整政策,增加重點大學在廣東省投放比例,現在每年增加百分之幾,但是實際上增加的人數還不多。第二,建議廣東省要大力發展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特別是加快發展高水平的大學,為更多的學生提供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第三,可以考慮通過合作辦學,為廣東省提供一些新機會。
南方日報:我注意到,前幾天廣東出臺引進世界知名大學合作辦學的新政策。目前,中外合作辦學的審批權主要還在教育部(微博),一些學校反映流程手續比較繁瑣,呼吁放權。
袁振國:我們搞中外合作辦學,首先要明白目的是什麼,合作辦學目的是為我所用、為我服務,根據我們的需要考慮跟誰合作、采取什麼形式的合作,不能為合作而合作。
很多時候,外國大學是根據它的需要,以成本低、賺錢多、影響大來辦學。我們要考慮哪樣對我們更好,還要清楚是中國人辦大學還是外國人辦大學,在這個問題上要保持清醒,不能動搖。
至於明明對我們是有利的,而政策已經跟不上了,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調整政策。
南方日報:現在國內中外合作辦大學越來越多,但他們收取的高學費也引發教育公平的爭論,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袁振國:這是全世界的難題。我們已經要求,所有中外合作辦學高校都要設立大量的獎學金,為那些優秀的貧困孩子提供免費教育,甚至提供助學金。
湯貞敏:中外合作辦的大學學費相對較高,這有一定合理性,因為它的師資往往是面向全球招聘的,課程、教材和培養模式主要是從先進國家引進的,部分課程、學時可能要到國外完成。但要從長遠的角度合理地估計辦學成本、教育成本問題,同時要設置優秀學生獎學金,在校內外為貧困學生提供大量勤工儉學崗位,減輕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