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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九樓”又要“飯堂”
一年任期內對學校事務的參與,在深度上超過了周南的預期。他們會以正式成員身份參與接待到校訪問的貴賓,還會在學校高層次決策會議上發表見解。在校長辦公會上,每當涉及學生的議題,學生校長助理們都會被征求意見。
該校碩士研究生的獎學金以前分為4檔,今年做了調整。在新方案出臺前,學生校長助理們分頭調研,提了不少建議。周南當時就訪問過不少同學,匯集了最具代表性的意見。改革後的方案,他認為比較符合同學們的預期,擴大了覆蓋面。
針對學生宿捨屢次發生失竊事件,天大為了加強安全,打算安裝門禁卡,讓同學刷卡出入。如此一來,安全性提高了,便捷性則大受影響。在安裝門禁卡之前,幾位學生校長助理去學生中征求了意見,並了解了十幾所高校的做法,向學校提出建議。隨後,該校舉行了全校范圍的聽證會,請宿捨主管部門負責人及施工方代表介紹情況。後來,門禁系統順利安裝。
全程參與此事的母曉群說,這次聽證是一個“極大的進步”,表現了學校對同學們意見和建議的重視。
不只是學生事務,在學校很多事務上,學生校長助理們都提供了智慧。天大曾公開選聘過一位副校長,在選聘中,幾位校長助理擁有跟其他中層乾部一樣的投票權。
就連正在擬定的《天津大學章程》,學生校長助理們也有權“先睹為快”。該校專門開了一次會,由黨辦、校辦主任肖松山向學生校長助理們匯報章程的起草情況。同學們會前拿到了草稿。
對大學章程制訂過程的參與,讓周南“無法忽視”自身“在這個校園中的主人翁角色”。他說,大學章程的制訂某種程度上就像憲法的制訂,既要有宏觀的思考,又要有細節的界定,對大家是一個挑戰。他在反復研讀草稿的基礎上,查閱了很多資料,從宏觀和微觀上提出了修改意見。
周南說,作為學生校長助理,他開始學會從“九樓(即天津大學行政樓)”的頂層看問題,體會這所龐大的百年老校的發展戰略以及政策的可操作性,又要不忘“飯堂”裡面那些從自身需求出發的普通學子的聲音。既要“九樓”又要“飯堂”,這是學生校長助理的精髓。從這種獨特的視角,基於對學校決策更多的理解和對於學生訴求更深的體會,更易發現學校的問題所在。
如今,周南的一個理想是成為“為民請命”的人大代表,能夠改變社會,“哪怕一點點”。他說,學生校長助理是從最廣泛的熱心學校民主管理進程的學子中湧現而出的,有深入調研了解接地氣的熱心,也有“為民請命”建言獻策的情懷,這一角色與“人大代表”相近。
周南還認為,學生對於學校的一些疑慮,常常是沒有機會了解事情全貌、信息不對稱所致,對於某一問題的看法會趨於偏激。學生校長助理掌握學校信息更全面、更“超前”,在學生中擁有較大的影響力,並持有“學生對學生”而非“老師對學生”的姿態,使他們在與同學們溝通釋疑時更具優勢。
另一位校長助理蘭太吉對此也有同感。他參加過討論宿捨安防設施的校長辦公會,會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安防設施的層級和成本上。他覺得這是件很好的事情,一定會受到歡迎。但後來發現,刷卡進出比較麻煩,同學們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
蘭太吉說,這恰恰是學生事務的特殊之處,當信息不對等或當事雙方所站立場有明顯差異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問題。青年人多懷著衝動且極易傳染的心態,學生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事與願違。
在自己的任期總結中,蘭太吉感慨:“校長不好當。”他說,就像普通百姓看不慣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都會批評領導一樣,學生對學校的某些事情不滿意也難免埋怨校長幾句。校長背了不少“黑鍋”。
他提醒自己多一顆敬畏之心。因為,以前常對一些自己並不真正了解的事情加以批判甚至否定,認為學校有些事很簡單卻總不令人滿意。但親身體會過後,發現自己的認知如果建立在單薄的了解之上,是有很多不當之處的。“作為青年學生,我想我們時常忽略的,是建立在對具體現實充分認知基礎上的批判精神和建立在責任感基礎上的改造精神。”
蘭太吉也提醒學校,學生事務決策前,調研盡量要再充分一些,切實了解同學們的想法,“既要注重頂層設計,又要尊重老師和學生們的首創精神”。切不可讓學生覺得自己知道的時候已經做完決定了,那樣難免會有很大的逆反情緒,弄得“好心辦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