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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也夫在講授《批判的教育社會學》
鄭也夫憑借《科場現形記》姊妹篇《吾國教育病理》獲獎
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退休前的最後一門課,是領著學生們『批判』中國教育。
這堂名為《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的課程開設於2010年9月。它的獨特之處在於,老師傳授的是理論,但課程的核心內容卻是要求學生們進行一項社會調查,『翔實地描述教育領域中的某一個博弈、現象或勾當』。
用鄭也夫自己的話講,『教師中一個眼光毒辣的異端,憑借身上的少許感召力,調動出一個個後生的熱忱。後生來路各異,故事五花八門,其中頗多你想象不到的東西』。
比如,一所鄉村學校如何傾全校之力迎接檢查。
比如,一所高中如何通過鼓勵學生棄考制造昇學聲譽。
比如,一個制造高考神話的超級中學如何以分鍾計算、精確控制學生。
2014年1月,這些年輕人的課程論文結集出版,題為《科場現形記》。在書裡,鄭也夫亮明自己的觀點:『中國久有科場,演至清代習八股被冠名曰「制藝」。到了鄙俗之今人口中,高考被說成是「敲門磚」。不期科舉廢棄百年之後,敲門人成山成海,敲門磚詭異奇絕,便是清代科場鼎盛之時亦不可比肩。』
除了展現教育之種種怪現狀,在鄭也夫眼中,學生們從大學、中學、小學乃至幼兒園裡帶回的這些故事其實還牽涉著他未竟的社會學教學,『我希望學生可以從中訓練出一種對待問題的思維,不能光從書本到書本,不要人雲亦雲,要養成做點實情研究的習慣,要動手動腳去調查,把現狀搞得水落石出後再去發言。』
講好一個故事,最好是一個別人沒有講過的故事
當鄭也夫開始形容自己在教育領域裡的角色時,他先後稱自己為『怪物』、『邊緣人』以及『超齡憤青』。
事實上,這些詞的確可以概括出這位社會學教授的行事作風——他反對科研腐敗,為此從來不申請國家給錢的課題項目;他發現北大運動會上存在體育特長生冒名頂替參賽的現象,便給副校長寫信要求體育部整改;他甚至不憚於公開抨擊北大社會學系的研究生試題出得『太過垃圾』——在考試培訓機構的『幫助』下,連一本社會學專著都沒有讀過的學生也有了進入面試階段的可能,鄭也夫將此視為出題者同考生博弈中的完敗。
『老爺子不是爭勝,而是爭理。只要他認為在理的東西就會力爭到底。』一名碩士生這樣評價鄭也夫的性格。
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性格部分促成了鄭也夫在60歲的時候決定開設一門全新的課程。『我們是人口第一大國,攥著全世界多大比重的基因庫?按照正態分布,在頂級大學裡面的學生應該是纔能非常之高的,能讓全世界驚嘆的。然而在我所接觸的學生裡,我沒有看到足夠多的優秀人纔,我沒有看到哪個學生對哪個門類特別上癮,沒有少年曹禺這樣的人了。為什麼?我覺得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大問題,大把大把的學生在後天被修理壞了。』
提起開課的動機,鄭也夫毫不客氣地使用了『憤懣』這個詞,『這應該是你最熟悉的領域,不用研究就知道很多事情,如果一個搞社會學的人對教育問題失語,說不過去。』
頗具意味的是,原本鄭也夫初擬的課程名稱是『教育社會學』,卻因為教務部要求避免課程名稱重復而不得不加上了『批判的』三個字。至今,他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兩位教授不可開設同名課程,並堅持將此也視為中國教育之荒誕的最小證據。他還在一篇文章中自嘲道:將風格做成標簽貼在腦門上,好生無趣;以批判的旗幟邀集好事者,不失為策略。
選課開始後不久,這門能容納150人的選修課便已經滿員。在鄭也夫的從教生涯裡,一個顯著的特點便是從來不開必修課,『憑什麼我的課你就必須來,必須學?我不願意發生這種誤會,所以我只開選修課,選我課的,都是自願上賊船,有點興趣了,再加上點緣分,咱們就同舟共濟一段。』
鄭也夫上課的方法同樣很特別——不管講授什麼樣的課程,他的課堂一向是兩個旋律並行:理論傳授與學生的社會調查作業。而且,鄭也夫對於學生完成一份有價值的社會調查的看重程度,絲毫不亞於前者。他曾經看過一本書叫做《1945年以來的德國教育》,作者的一個觀點令他印象深刻:學校教育研究,長期以來在德國是以『教育實情研究』的名義進行的。
『德國學者的話讓我知道了,此一做法可以「上綱上線」,它不是一個「侏儒的」偏好,它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堪稱是首要的工作。實情不知曉,談什麼道理,搞什麼方案,構造什麼理論?』鄭也夫說。
從事社會學教學工作十幾年,鄭也夫發現,長期不當教育養成的『八股思維』嚴重影響著一茬茬的年輕人,表現形式之一便是一寫作業就願意掉書袋,『全是大話空話玄之又玄的廢話,言必稱卡爾·馬克思,要麼就是馬克斯·韋伯,學生讀了多少書,能和哪個大師對話?不是一定要有這個節目吧。』
一位學生記得,鄭也夫在第一堂課上就強調這門課『不伺候八股』,而學期作業也不是『論文』,而是一項『實情研究』,『他說想要我們講好一個故事,最好是一個別人沒有講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