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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應該是一種『化』的過程,它需要教會你許多准則,也需要教給你不單一的價值判斷
智楠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大四學生。一年半之前,她選上了鄭教授的這門課。她記得鄭也夫當時曾說過,『你們的作業不用寫成標准的論文格式,做一個調查就可以』。
當時智楠通過社團活動結識了來自衡水中學的幾名同學,她決定以衡中為調查主題。這所連續13年成為河北省高考第一名的『超級中學』如此有名,以至於智楠過去所在的省重點高中老師還專門前去觀摩學習,然後長吁短嘆地向學生們介紹衡中的學習方法。此前,智楠對衡中的印象停留在『跑步喊口號、昇旗背古詩』這樣的傳聞中,『就覺得學校太變態了呀!』
她清楚地記得,在對衡水中學展開訪談之前,自己曾經通過數據庫查閱了所有關於衡中的文獻資料,結果發現人們對於衡中的評價往往容易走向極端,『校方或者政府部門發表的文章往往是一邊倒的褒獎,而媒體報道的資料則是一邊倒的抨擊』。
『我就是想客觀地做一個記錄。』智楠回憶,自己先後采訪了5位2010年畢業於衡中的學生,他們對於衡中最為一致的印象是——量化一切。
其中一位受訪同學就向智楠回憶起,自己平時的作息安排是,不能早於5點半起床,但要在5點36分趕到操場跑操;可以在12點半結束上午的學習,但12點40分就必須躺在宿捨的床上;晚上10點左右結束晚自習,但必須在10點07分進入宿捨並在10點10分前躺在床上。
這種對時間精確到分鍾的控制,並不只出現在作息表上。在衡中,每一間宿捨的門上都有一扇小窗戶便於老師檢查,任何有可能被視為不按時睡覺的行為,都有被記違紀的風險。
『曾經有個人被記違反午晚休紀律,記的是10點20分某某宿捨某某床突然坐起。反正就是突然坐起。』一個學生提起。而另一名學生則記得,『我睡不著就在那兒玩手指頭,然後路過的老師就看見了,記:某東南下(鋪)女生玩手指。』
一位姓劉的受訪者直言不諱地告訴智楠,因為早上沒有時間疊被子,她幾乎整整三年睡覺時都沒有脫過衣服,即使冬天也只是蓋著羽絨服睡覺,『在衡中這樣的現象也不是少數』。
在同學們的回憶裡,衡中的嚴苛並不僅限於對時間的安排,任何有可能被視為影響學習的行為,包括抖腿、轉筆、靠牆坐乃至在自習課時抬頭都有可能被記過。
但令智楠感到意外的是,伴隨著高考的成功,大部分接受采訪的衡中畢業生都對那段生活產生了某種認同感。一位曾經『在高中想要挑戰它』的同學如今已經轉變了看法,『其實衡中教給我們的東西不是具體的知識,而是一種抗壓能力。』另一個明確的支持者則提出,這種管理模式的優勢在於,能讓學生在3年的時間裡只認真乾學習這一件事,他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有了孩子,『仍然會送他去衡中學習』。
在受訪者中,一個叫何天白的學生是為數不多的『批判者』之一。這名被保送到北大歷史系的學生曾寫過一本以衡水中學為藍本的小說《重點中學》。他告訴智楠,衡中給他帶來了一些東西,卻也讓他失去了很多東西:『因為我寫了這麼一本書,所以好多人也知道了我,在人人網上加我。但是我看到一些師弟、師妹發的評論,覺得他們的許多看法我都不能理解,他們覺得這個世界非黑即白。我覺得教育應該是一種「化」的過程,它需要教會你許多准則,也需要教給你不單一的價值判斷,但是衡中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個階段,用不著你褒貶,你要做就做一個范兒比較正的東西,把事情運轉的真實情況寫出來
後來,智楠給自己的作業起了一個題目,叫《學生眼中的『衡水模式』》,但在通篇文章裡,她幾乎沒有給出任何具有價值判斷的個人評價。除了引述何天白的觀點,文中再也找不到一點『批判』的影子。
『這就是我想要的。』鄭也夫說。盡管他在講課時不乏批判姿態,但在指導學生作業時卻『最忌諱批判』。
他強調道:『在這個階段,高水平的批判你還達不到,廉價的批判你就別來了,用不著你褒貶。你要做就做一個范兒比較正的東西,去呈現復雜,去表現細節,把事情運轉的真實情況寫出來就是最大的意義。』
2010級本科生李利利記得,自己的選題是『均衡生政策在鄉鎮中學』。出於慣性,她在開題的提綱裡擺出了自己的預設觀點,『我一開始真有看法,覺得均衡生制度治標不治本,想從公平的角度議論一下,結果就被鄭老師批評了』。
『我只是希望學生們不要急於詬病某個局部的畸形,這樣沒有什麼意義,也容易走向偏激。』鄭也夫說,自己更希望學生認真地做一個研究,看看這樣的故事是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中,『討伐當事者大可不必。當事者有太多選擇嗎?』
他的提醒部分成為了2008級本科生張靈(化名)確定選題的初衷。
2009年,『重慶考生少數民族身份作假』事件曾經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有31個學生因為被確定為偽少數民族考生而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當年的『文科狀元』何川洋。來自重慶的張靈記得,在那場風波中,幾乎所有的輿論矛頭都指向了造假者,『都是要求曝光造假學生的名單,揪出其後臺』。
『我就想,其實可以去調查一下少數民族考生的事情,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民族身份為什麼說改就改?後面還隱藏著什麼故事?』後來,張靈通過老鄉會找到了許多來自重慶的少數民族考生,其中不乏依靠身份造假涉險過關者。
一個往屆考生告訴她,自己擔任某局局長的父親為自己運作了少數民族身份。因此,盡管他裸分只排在第27名,卻成功進入了北大在當地的22人錄取名單。這個年輕人提到,因為加分這件事,自己始終對一個高中同班同學心懷愧疚。在那一年的高考中,那名出身農村的同學裸分原本排在重慶市第9名,但所有考生算上各種項目加分後,他卻因為只有一個三峽庫區的5分加分而被擠到了第25名,與北大失之交臂!
在2009年少數民族加分事件曝光後,這名始終對那段往事耿耿於懷的男孩子一度想坦白自己的經歷,但是最終沒能鼓起勇氣。他告訴張靈,在當時的重慶,各種隱性加分泛濫,其實他們的成績都有可能考入北大,但卻擔心自己不辦假加分就會被其他人的假加分擠掉。
通過深入的訪談,張靈發現,在這場加分博弈中,偽造少數民族身份往往是下下策的選擇,『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也體現在獲取加分的能力上,大部分加分項目的分配名額都被超級中學、市區中學佔據,市區學生還可以偽造成為國家二級運動員,而對於偏遠的縣城,偽造少數民族身份則是為數不多的競爭路徑之一』。
事實上,這種被迫性的造假不止存在於背景相對強勢的家庭。她所訪談過最難忘的一個學生來自一所縣城中學,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兒子能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這個學生告訴張靈,在自己參加高考的那一年,重慶市區的幾所好中學,很多人都有國家二級運動員加分,因為怕兒子『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公平考試的機會』,他的父母在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為其找到了一戶子女眾多的人家,並設法將他過繼到了該家庭名下。為此,他不僅更改了戶籍,也更改了法律上的父母。
直到今天,每當申請貧困補助或者需要填寫父母狀況時,這個男孩子都不得不寫上假父母的名字。
『網友在抨擊少數民族身份造假的時候,是否想過每個考生加分背後都有不一樣的故事?如果有別的路子的話,誰願意通過偽造民族身份來獲得加分?如果誰也沒有加分,或者加分機制分配及評選公平,還有誰會背棄自己民族,甚至是更改自己法律上的父母,來獲得高考的20分或者5分?』
在這篇題為《重慶『高考加分門』事件的背後》的學期作業裡,張靈在綜述分析中寫下了上面這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