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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最大優勢是,初進高校,中學生活的記憶依舊鮮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詭,真的比想象更離奇
在編者按中,鄭也夫曾經提及自己對弟子們的期待:沒有比他們更勝任寫出『教育實情』的人……他們完成這些文章的最大優勢是,初進高校,中學生活的記憶依舊鮮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詭,真的比想象更離奇。
『有時候連我都以為是編出來的。』鄭也夫記得,有一次在看到一位學生的作業後,他急切地要與對方見面。
『這是真的嗎?是在你的小時空發生的嗎?不是傳聞嗎?』他一口氣拋出了三個問題。原來,這位學生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邊遠地區的縣城裡,每逢高考,有權勢的人便會打聽清楚誰的學習成績最好,並安排自己的子女坐在其旁邊抄襲試卷。以至於到後來,這個縣城裡的優秀學生不得不紛紛以高考移民的方式逃離此地。
『這已經超出了我的想象。』鄭也夫說。
最終收錄書中的學生作業共有43篇,書的封面上用黑體字印著這些話題的關鍵詞:奧林匹克競賽班的記憶、高考移民自述、北京示范高中的借讀生、高中招生大戰、一所中學教改的導師制、寄宿教師家庭、為奧數殉葬的北大人……
教育學者楊東平在序言中將這幾十篇作品稱作對教育病的一張張彩超和CT,『不動聲色而深刻入微,呈現出清晰的病理,時有令人觸目驚心的發現』。
令楊東平印象深刻的是一篇題為《復讀與中學聲譽的制造》的文章。在這篇社會調查裡,作者揭示了一所西部名校的成名之路——在高考前動員那些一本、二本無望的學生轉考或棄考,從而通過壓縮學生分母的方式制造昇學聲譽。作為回報,棄考生可以免費免試進入該校當年的復讀班,而轉考生則會被介紹到願意接納他們的學校,因為那裡的『校績』是以三本或專科上線人數來計算的。
另一篇被鄭也夫津津樂道的作業是《一所鄉村學校迎檢過程考察》,記錄的是一個鄉村學校如何迎接『省教育督導室』檢查的故事。
根據校領導的講述,從5月份的動員大會開始到10月底的正式檢查,在整整6個月的時間裡,將近200名教師平均每天要多加班兩個小時。這意味著,全校教師要為了這次迎檢足足多工作72000個小時,這相當於一個人9000個工作日的工作量。
時間用在了哪裡?答案是素質教育。
據接受采訪的教師回憶,為了符合上級的要求,學校需要新建造十幾個專室,包括音樂室、美術室、微機室以及圖書室等,而這些工作在此前全部處於空白狀態,『學校只看昇學率,根本不會關注那些所謂的素質教育之類的話題』。
除了時間,金錢是順利迎檢所必須付出的另一項成本。
『檢查說白了就一句話,看你的錢花夠了沒。花夠了就萬事大吉,沒花夠就凡事遭殃。』在訪談中,縣教育局的辦公室主任提到,檢查經費的開支包括基礎建設、招待費用以及打點領導的送禮費用。事實上,據縣政府的辦公室主任回憶,就在檢查之前,縣長曾經專門去過省裡一趟,『拜訪』教育廳的幾位領導乾部,『其實就是到省裡送禮去了,主要目的是為後面的工作開展做鋪墊』。
值得玩味的是,一旦『准備工作』做到位,檢查當天的工作便簡單起來——足足准備了半年之久的檢查竟然只持續了短短的幾個小時。在一番匯報之後,督導小組給出了頗高的評價,盡管他們並沒有看到學生——為了避免檢查小組與學生接觸,學校臨時將課間休息的時間提前了10分鍾。
鄭也夫對這篇作業給出的評價是:如果你不諳上級檢查組對學校的視察,還算不上了解吾國教育的生態。
我希望他們上了這門課,能夠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有生機的人
這門課講完第五輪的時候,鄭也夫也到了要退休的年齡。
看得出來,63歲的他仍然很留戀這個講臺。他會興致勃勃地講起自己是如何在『暴土揚長的黑板前』,將學生們報來的題目寫上個幾百次,點評個幾百次;也會哈哈大笑著回憶,每逢期末打開郵箱,『發現哎呦這麼厚的一沓子作業』;他還津津樂道於同事對自己開的玩笑,『沒有調查費,也沒有課題費,恐怕只有你纔能把他們忽悠成這樣』。
『這只是一門選修課,所以我和學生們的深入接觸並不多。但我希望他們上了這門課,能夠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有生機的人。不盲從一個東西,就說明已經上路,就好辦了。』談起自己教師生涯裡的最後一門課,鄭也夫這樣說。
2007年入學的褚文璐是鄭也夫這門課的第一批學生之一,她後來成了鄭也夫的研究生。她坦承,上大學之前,自己是個不太愛思考的學生,『對主流話語比較信服,就連高考報志願的時候也是隨大流選的經濟學』。
某種意義上,鄭也夫的治學風格部分影響了褚文璐的大學生涯。在一次讀書會上,鄭也夫提到自己是77級的老三屆大學生,他記得那年的高考錄取率是4.8%,現在則是60%以上,但他卻感到『那時的高考競爭都沒有現在這麼激烈』。『鄭老師對我們說,有很多人覺得他太激進,他說那是因為你們沒有體驗或見識過不同的制度,失去了想象,見怪不怪,所以纔接受甚至認同現狀。』
『經過那門課的訓練,如今我對一些社會現象不會再那麼習以為常了,我覺得自己活得更明白,也更聰明了。』褚文璐說。
同樣是在研究生階段開始深入接觸鄭也夫的李海蓉,也對那門以『批判』為主題的教育社會學課程印象深刻,『他說自己憤懣,但我覺得憤懣只是態度,他想帶給我們的東西是理性』。
李海蓉來自農村,接受采訪時她正在老家過年,電話裡還能聽到公雞打鳴的聲音。在鄭也夫的課上,她的選題是『臺灣高校與北大的比較』。借著操作選題的機會,她結識了多位來自臺灣的北大學生。在對他們的訪談中,李海蓉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NGO。也第一次了解到,在臺灣學生的暑期生活裡,『做義工是比學習更重要的事情』。
『在此前的大學生活裡,我從來沒有這樣系統地去了解過其他大學裡的事,更談不上反思自己的大學生活,於是逐漸認為一切都是自己所見到的那樣,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在李海蓉看來,這門課讓她有了不一樣的眼光,『不再把學習看做評判教育成敗的唯一標准』。
與她們不同,2010年畢業的湯寧如今已工作了3年多。但她依然能清楚地記起,鄭也夫喜歡說自己是『精神的貴族』,還經常告誡學生要多給思想『做體操』。她說,鄭也夫教會自己很多東西,比如『生活上的順從和精神上的批判可以同時存在,順從不意味著要被洗腦』。
事實上,這些年輕人大多不知道,這個嗓門很大、坐在教室裡最後面都能聽見他聲音的『超齡憤青』已經退休了。他們也並不知道,為了這門課的學生作業可以結集出版,鄭也夫先後找了好幾家相熟的出版社,『我說如果你們想出版我的新書,就得把學生們的作業也捆綁出版』。
某種意義上,將每門課的學生作業結集成書,已經成了鄭也夫的習慣。加上這本《科場現形記》,他已經為學生編輯過16本文集。『就當是留下一份沈甸甸的記錄吧。回過頭來看,我們很高興,我們很踏實,我們沒有虛度。』
五六年前,清華法學院的王亞新教授對他說:『你學生的文集,是我課上的必讀書,有時候讀他們的文章,比讀你的書還有樂趣。』去年,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謝曉晶也找到鄭也夫:『我要求我們學習寫劇本的學生必須來看你學生們的文集。時下的劇作家總是胡編亂造一些故事,根本不知道中國社會正在發生什麼。』
當捧著《科場現形記》講起這些往事的時候,鄭也夫高興得像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