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多個研究領域，努力成為一個合格的比較政治研究者

　　蘇偉麟：您的研究涉及比較政治、國際關系、政治心理學以及中國政治等多個領域，在這些領域都取得了很好的學術成果。您自己是如何為自己進行專業定位的？

　　王麗萍：的確，這也是曾經讓我困惑的一個問題。自從成為比較政治學專業的研究生以來，將近20年的時間過去了，近來在反思自己的學術經歷時，我也反問自己：我的專業領域到底是什麼？碩博連讀五年都是在比較政治專業，比較政治當然應該是我的專業領域。但是，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學習經歷使我對國際關系始終有濃厚的興趣，後來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研究期間又對政治心理學產生了興趣，近年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的現實關切又引導我開始了對中國政治的思考和研究。

　　蘇偉麟：這種多個領域的涉略對您的研究特別是比較政治研究有什麼幫助嗎？

　　王麗萍：我記得韋伯曾經說過，“靈感在科學中所發揮的作用一點兒也不比在藝術中少”。在比較政治之外這些不同領域的涉略對於激發比較研究的想象，在研究中提出富有創造性的假設非常有幫助。多年來，雖然游走在多個不同領域，但我始終沒有離開比較政治。所以，我更願意將這種狀態表述為，我之所以在多個研究領域穿梭，正是為了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比較政治研究者。

　　蘇偉麟：依據我的個人經驗，我覺得國際關系研究與傳統的政治學研究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不知道老師怎麼看？因為正如上面了解到的，老師您在本科時也是國際政治系的學生。特別是看到現在北大內部的院系安排，國際關系與政治學是分立在不同的學院當中的，請問老師怎麼去看這種情況？

　　王麗萍：從政治學的學科內部分類來看，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確是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由於長期以來中國大學學科設置方面的原因，政治學與國際關系這兩個學科之間的關系有些復雜。今天在人們的一般概念中，政治學與國際關系似乎已經變成了連共同淵源都沒有的兩個研究領域，而且研究的內容、方法和旨趣都越來越遠。但事實上，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界線並非那樣涇渭分明，更有學者認為其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甚至正在消失。其原因在於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發生、發展的空間正在發生變化。許多國內問題需要在超越民族國家領土范圍的更大空間尋求解決，又有許多國內問題的產生是與外部因素的影響分不開的。今天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很難免受外部世界的影響，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時，不同國家間的相互學習和不同體系之間的特征轉移一直都在持續。這種國家學習是二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

　　蘇偉麟：老師是不是覺得正在大學學習政治學的學生應該多去了解一些國際關系的理論呢？

　　王麗萍：無論我們怎麼去看兩個領域的關系，我都覺得政治學專業的學生的確應該選修一些國際關系、國際政治方面的課程；否則的話，在知識結構方面，總是會有一些欠缺或不夠完整；其次，如果以後成為這一領域的研究者，研究視野也會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我似乎覺得學生對這方面興趣不是很大。

　　蘇偉麟：我看到最近很多政治學者把良心、道德倫理或者社會情緒的關注重新提出來，這有別於我們曾經的政治學研究中對大的體系取向的關注，這是不是一種“理論回歸”？或者說是一種“後現代”的思考？

　　王麗萍：我倒覺得社會情緒問題正是與後現代相關的一個問題。實際上，個人對自我利益的那種過分關注，就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出現的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的一種表現。在今天，作為個體的人們意識到，自己有主張個人利益的權利，同時又拒絕承擔義務；另一方面，自認是現代公民，卻又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心理)層面對政府高度依賴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即便是不太舒服的心理狀態似乎也都需要政府的撫慰和社會的照顧。焦慮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流行病癥。

　　蘇偉麟：最近，您對“微政治”和社會情緒管理的研究引起了廣泛關注。老師能不能介紹一下您所提出的“微政治”概念？

　　王麗萍：這種關注確實給我一種“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感覺。實際上，我更看重那些投入精力更多、分析更深入的基礎理論研究。不過，我還是很高興這個話題能夠引發社會共鳴。

　　傳統政治所關注的大多是與政治體系相關的諸如理念、信仰、制度、權威等宏大問題，而今天的政治更多地表現為對民眾日常生活的關注，或僅僅是對民眾具體、細小甚至瑣碎訴求和問題的回應，社會情緒已成為具有政治意義的重要因素，民眾情緒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斷為政府提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社會輿論空間乃至國家政治議程，並不斷對“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斷界定著公民與政府的關系。這就是“微政治”。“微政治”不是“微觀政治”。“微觀政治”是觀察和分析政治的一個視角或層面，但微政治就是政治本身。社會普遍的情緒化是人類社會進入微政治時代的重要原因和結果。通過“微政治”這個概念以及它所概括的社會現象，可以理解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范圍內今天普遍出現的“情緒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