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學術先賢和學科歷史應有健康的尊重

　　蘇偉麟：在您的學習和研究中，有哪些學者或著作對您影響最大？

　　王麗萍：在專業學習過程中，我從每一位老師那裡得到了不同方面的教益和啟迪。名家經典著作也是我專業興趣和研究靈感的重要來源。如果一定要從對我產生學術影響的諸多學術先賢中說出哪一位影響最大的話，在感情上和實際影響上，亨廷頓都是我的學術榜樣。在他辭世一周年時，我曾經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重溫他的學術思想，更為了激勵自己。

　　蘇偉麟：老師提到亨廷頓是您作為學術榜樣的學者，請問老師您是怎麼看亨廷頓這位學者的呢？

　　王麗萍：我喜歡亨廷頓研究的原因，是他對政治本身的透徹理解。關於他的學術觀點一直存在很多誤解。實際上從他早期的《士兵與國家》、《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直到後來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研究始終伴隨著各種爭論，他的離開也沒有平息人們關於他的政治觀點和見解的爭論。他對政治的理解與政治現實十分貼近，是對政治現象的十分現實的分析和很務實的思考。我認為這是政治學研究中很重要的研究取向──亨廷頓的理論和理論分析的抽象程度，應是政治學研究中比較理想的一種理論層次，過於抽象或者具體至少都不符合我的個人偏好。

　　亨廷頓給人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個特點是他的寫作風格。我們接觸到的一些政治學者的著述，從一開始就不容易讓人產生親近感。這種現象源於一些政治學者的寫作風格比較深奧、艱澀，讓讀者很不容易讀懂。但是對於亨廷頓的作品，不管你是不是對政治學有興趣，完全可以當它成一篇新聞報道來看，而這種學術風格絲毫沒有影響他的學術表達。我在美國的時候，有當地的學生也跟我說亨廷頓的寫作風格確實有點journalistic。這種風格使讀者不管是否接受他的觀點，至少不難理解他的觀點。

　　亨廷頓的研究跨越多個領域。他在所涉足的每一個領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在不同領域的著述也成為這些領域的經典。他的確是一位可敬的、具有非凡學術品質的學者。

　　蘇偉麟：我個人對亨廷頓也非常尊敬。在本科學習期間，看過不少他的著作，我非常贊同老師對亨廷頓的評價。不過也有人覺得亨廷頓的思想中有很強烈的保守主義傾向，他高度關注一種政治秩序、政治穩定，對政治穩定以外的價值不是特別在意──這種對政治穩定的高度關注跟政治原來的價值，像古希臘時期對政治的理解，似乎有一種衝突。老師您是怎麼看的呢？

　　王麗萍：秩序是政治的核心，不管人們所要的秩序是哪一種秩序，又或者每個人心中可能都有自認為理想的秩序。專制社會有其特有的秩序，民主社會也有其秩序。不管怎樣，也不管是在哪一個時期，秩序都是政治的核心。如果要對與政治相關的價值進行排序的話，就我個人來看，我也會把秩序放在第一位；如果從理性、人性的角度去思考政治的話，我認為，還是應該把秩序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一直強調我們應該對這個世界有“理性的愛”。我們應該關注並判斷，到底怎樣一種政治秩序纔是好的和適宜的。民主當然是一種理想的政治秩序，但要實現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須關注和理解民主的地區特征和發展特征。有人說我是“秩序派”，也許真是如此：我的兩本專著的書名都使用了“秩序”，而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是後來別人給我做了這樣的總結。

　　中國人在傳統上對於秩序似乎有著有些固執的偏愛。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秩序與美德一直都是重要的主導價值，並被看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思想資源。有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認為，對於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來說，外部介入、國際化、市場化、中產階級的出現以及自治組織的成長等因素的重要性，都不及國家在經歷經濟和社會的迅速變遷時保持穩定。

　　約翰·密爾在討論“好的政府形式的標准”時提到了“秩序”與“進步”的關系，並認為“秩序”是“進步”本身的一部分和手段。密爾有關“秩序”和“進步”間關系的理解，對於今天理解秩序與政治發展其他目標之間的關系非常有意義。

　　蘇偉麟：老師剛纔提到的觀點與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表達的思想非常接近，就是變化政治中的政治制度化與大眾參與的緊張張力造成的衝突。另外，在比較政治領域，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出色的人物──阿爾蒙德，老師怎麼看阿爾蒙德與亨廷頓之間的關系？雖然阿爾蒙德沒有明確把政治秩序、穩定作為首要價值，不過他的結構-功能主義就是一個高度關注穩定性的理論范式。我以前聽過這樣一種說法，中國的政治學正處於“阿爾蒙德時代”，就是說比較政治學中阿爾蒙德的方法，對現在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取向有特別的影響。老師您是怎麼看待這種影響的？

　　王麗萍：如果要對亨廷頓與阿爾蒙德做一個比較，我覺得可以這樣理解：阿爾蒙德似乎希望在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研究領域創造某種理論范式；亨廷頓則致力於分析政治現實，所以兩位學者的研究目標和使命是不一樣的，對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的貢獻也體現在不同的方面。阿爾蒙德的確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他在政治學特別是比較政治學領域是奠基性的人物。他在理論方面的貢獻，一方面是你剛纔講的結構-功能主義，另一方面就是“政治文化”。雖然有人說政治文化的概念在古希臘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在現代政治學首先提出和明確使用這個概念的還是阿爾蒙德──政治文化不單單是個概念，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理論分析工具。由此看到，阿爾蒙德在政治學領域由他一人就確立了兩個重要的理論分析框架，而且是兩個相互聯系的理論框架。阿爾蒙德正是在對政治系統的分析中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通過闡發一整套結構和功能，革新了比較政治的各種概念。

　　阿爾蒙德將結構-功能主義引入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分析，這種方法對中國政治學的早期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制度的研究本來就是政治學的傳統研究內容和重要研究范疇，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起步比較晚，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面對不同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研究者似乎很自然地會選擇使用這種方法，因為我們最熟悉的就是制度。當然，一些研究對這種方法的運用還比較機械和粗糙。在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領域，理論總是來來去去，各領風騷。不過，結構-功能主義並沒有過時，對制度本身的關注和研究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幾年前阿爾蒙德在接受美國年輕一代學者的訪談時，提到制度研究仍然是政治學研究中的“面包與黃油”，是最基礎的東西。在運用行為主義革命時期以及之後出現的其他不同理論和方法時，仍然需要關注制度的影響和約束。

　　蘇偉麟：老師提到過“專業記憶”的概念。您是怎樣理解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的“專業記憶”或學科研究歷史的？

　　王麗萍：如果我們把政治學或者比較政治與其他專業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在其他專業中，學科史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領域，可是我們很少看到政治學的學科史，更不用說比較政治領域的學科史研究了。雖然我們在一些專業研究文獻中能看到對學科發展歷史背景的介紹，但是把這個問題當作專門的研究領域好像基本上看不到。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與我們這個學科的歷史本身有關。我們常常很驕傲地把我們的學科起源回溯到古希臘時期，可是現代政治學產生的歷史卻很短暫；另一方面，在這短暫的歷史中，政治學學科中的研究內容、方法等一直處於快速的變化和發展過程中。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的“專業記憶”非常稀薄。

　　蘇偉麟：那麼，在您看來，關注學科歷史、重視已有的研究對我們今天的學習和研究有什麼意義呢？

　　王麗萍：理解和回應時代問題是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研究的一項重要使命，但對新問題的思考卻不能忽視古老和傳統研究中的智慧。尊重學術傳統、重視已有研究成果，並不是要乞靈於歷史和古人，而是要求研究者掌握相關領域已有知識積累並有所回應。學術傳統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今天相關研究的重要基礎和起點，對於培養學術品味和形成良好的學術判斷必不可少。事實上，傳統經典中可能就蘊藏著有關今日問題的洞見，一些研究者正是從對傳統經典的研讀中獲得了研究的靈感。在今天這樣一個浮躁風氣盛行的年代，尊重研究傳統還有助於避免浮躁的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