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政治學成為我們共同的人生財富：與年輕學生共勉

　　蘇偉麟：我從復旦大學來到北大學習的時間還不長，還沒有機會聽老師的課。我問過其他同學對老師您的評價，很多同學都覺得您對學生非常關注，對學生的指導和幫助也是特別細心和用心的，許多同學都親切地稱呼您“神仙姐姐”、“麗萍姐姐”。我想請問一下老師對指導學生有怎樣的總結？

　　王麗萍：很高興在同學的眼中我是一個可以親近的朋友。在指導學生方面，特別是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我還是特別強調對基礎知識的系統掌握。現在很多學生都很有學術理想和抱負，都想成為理論家、思想家，好像對專業基礎理論不是很在意。我能夠理解學生的這種學術熱情，但我堅持認為不應該輕視基礎的積累。所以在此我很想借阿爾蒙德關於“黃油和面包”的比喻。我覺得對於學生來說，特別是處於本科階段的學生，專業基礎知識，其實就是“黃油和面包”。如果沒有這些基本“食物”的話，我們的學生也很難形成可靠的專業素養，更難有理論方面的建樹。

　　至於本科生或研究生的論文指導，我有一些原則：第一，我尊重學生的論文選題。我基本上沒有否定過學生自己的選題。假如學生選題不當，我會盡可能地將學生的選題引導到一個合理的方向──既是他的研究興趣，同時又是一個在論文研究方面可做和值得做的選擇。第二，學風問題是我十分關注的重要問題。無論學生的論文能否成為好論文，我都要求學生一定要自己寫，哪怕會很幼稚或粗糙，也必須由自己獨立完成，避免由於現在抄襲剽竊手段的方便而敗壞學風。這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三方面是學術規范的要求。至少在論文的形式上，要使論文能夠寫得“像個論文的樣子”。第四個要求纔是在以上的基礎上盡可能有所創新，能夠寫出一些別人很少關注或者沒有提出過的一些發現和觀點，並能夠在論文中明確體現，這是論文研究的意義所在。這個要求是我們今天很常見的對學生論文的要求，但並不是很容易實現的目標。最後一個要求是我希望學生論文的語言能夠漂亮一些。我不喜歡文字艱澀的論文，也不喜歡滿是大話或者空話的論文，所以我會對論文的語言文字有所要求──這方面我對學生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很多時候我會親自替學生潤色。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老師應該做的工作，但我確實希望看到語言清新、文雅的論文，如果能夠看到文采飛揚的論文我會更開心。

　　蘇偉麟：老師怎麼去平衡教學與科研之間的取捨？這雖然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王麗萍：如果從時間分配來說，教學和科研絕對是衝突的：用在教學上的時間多了，那麼留給科研的時間肯定就會少了。但是從其他角度看，教學與科研可以是互相補益的。從科研對教學的影響來看，在完成了一些新的科研成果或者對某個問題進行了集中思考後，自己的研究心得肯定會對課堂教學內容有所充實，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從教學對科研的影響來說，學生們的確能夠對老師的研究有所刺激。我們常說“教學相長”，並不是說教學本身能夠對教師有什麼實質性的幫助。在這麼多年的實踐中，我覺得學生們對老師提出的問題常常能夠激發老師對某個問題的特別關注，這樣老師纔能更好地回應學生的問題。

　　其實，在教學之外，老師與學生的溝通和互動也很多。學生常常需要得到老師在學業指導之外的其他幫助。為幫助一個迷茫中的同學，我曾經花兩個小時寫一封郵件。我也非常感激從學生那裡得到的鼓勵。

　　蘇偉麟：老師怎麼去看待“研究比傳授要簡單”這種說法？

　　王麗萍：對我而言，的確是這種情況。研究，說到底，雖然我們今天常常講“研究團隊”，但對於社會科學的大多數研究而言，研究始終還是個人的事情，是一項個人事業，好與不好都是個人的原因。但是教學就不一樣了，首先教師自己要有儲備，要有東西傳授給別人；第二，就是如何傳授，這涉及教學技巧的問題，就是怎樣使學生不僅要聽到了，而且要聽懂了，還要有興趣聽。這是一門藝術。

　　蘇偉麟：老師您作為一個學習、研究、教學這麼多年的政治學者，您覺得政治學的學習會使學生獲得怎樣的有別於其他專業學生的思維方法或者人生態度？

　　王麗萍：我記得幾年前在即將完成一個學期的課程教學，為同學作課程總結時說過，政治學，特別是比較政治，可以使學習者和研究者獲得對人生的更為開放的理解和態度，其中比較政治更是提供了一個理解人生與社會的大廣角，幫助我們學會尊重和包容差異。其實這也是一種民主的精神氣質。

　　蘇偉麟：老師對於政府管理學院學生中流傳的那句“院訓”──“天下為公，報國為懷”是什麼看法？

　　王麗萍：對於這句話，我也是從學生發來的郵件中底部屬於他的“簽名文件”中看到的，這樣我纔知道原來這句話是學生中流傳的“院訓”。現在都說社會是多麼的現實，每個人都思考自己的問題，看到學生有這樣的抱負，我還是挺感動的。但是這樣也有一些可能的問題，這樣的“院訓”是不是會把學生引導到“好高鶩遠”的想法──就是“只想做大事”或者是“我只適合做大事”?

　　如果說亨廷頓是我的學術偶像，聖雄甘地則是我的人生榜樣。以像聖人一樣的甘地為榜樣，並不是自認為自己距離他的標准已經不遠了，而是欣賞他“對自身完美所持的質疑態度”，在大眾生活中的低姿態，以及他的道德觀。甘地從來不認為自己就是人們眼中的聖人。泰戈爾說過，應從一個人“一生中的最佳時刻，用他最高尚的創舉，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來判斷他”。甘地則認為“對詩人而言的確如此，因為他讓滿天的星光降落大地。但對於我這樣的凡人來說不該用他們一生中少有的輝煌時刻，而要用生命歷程中落在他們腳上的塵埃來評價他們”。

　　“用生命歷程中落在他們腳上的塵埃來評價他們”。這句話常常令我感動，我也希望以此與學院同學共勉。政府管理學院學生“天下為公，報國為懷”的抱負應該只有在生命歷程中腳踏實地的步履間纔會實現。

　　在與王老師的長談結束時，我請王老師寫下對政府管理學院十年的寄語。王老師沈思許久，非常周到地分別用橫排和豎排的形式寫下了“良知與良治”。的確，“良知”是一種天賦的道德觀念，就是孟子所說的“不慮而知”，對於學者而言是起碼的道德底線；而“良治”則揭示了政治學研究的意義，是政治所追求的理想目標。